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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黄散善治脾胃伏火之证，其配伍，乃清降与升发并用。所谓脾胃伏火，实由脾胃郁热不得发越所致，若仅用清降，则难彻伏积之火。方中重用防风者，取其升散之性，使伏积之火从上而解，此宗“火郁发之”之义也。玉女煎是治胃热阴虚证之主方，以阳明胃脉上行头面，故胃热亢盛循经上攻，热盛则伤络，可致血从上溢。玉女煎有清胃滋阴、标本兼顾之功，其中妙在牛膝，其性下趋，导上炎之火热由下而达，使上溢之血下行。综上以观，应知投泻黄散不可遗防风，用玉女煎不应忘牛膝。
白虎加桂枝汤，治寒化为热，乃太阳阳明同治之方；苍术白虎汤，治湿化为热，乃太阴阳明同治之方。虽一味之转旋，其义各有微妙。（清·王旭高《王旭高医书六种》）
白虎加桂枝汤原为《金匮要略》治温疟而设。温疟其身但热，为阳明之热甚；骨节烦疼是太阳之表寒未解，故以白虎汤泄其热，加桂枝通营和络，解太阳之表寒，故曰乃太阳阳明同治之方。除温疟外，凡见太阳阳明同病者，皆可治之。苍术白虎汤原治湿病之太阴阳明同病者，所谓治湿化为热，实系湿困太阴，热甚阳明，故以白虎清阳明之热，加苍术化太阴之湿。两方皆为白虎汤加味，然所治之证不同，所以旭高曰“虽一味之斡旋，其义各有微妙”。
枳实薤白桂枝汤是急通其痹急之气；人参汤是速复其不振之阳。（清·王旭高《王旭高医书六种》）
此言治胸痹者当据标本虚实而分别选方。胸痹之病机，总属胸阳不振，阴邪上乘，故有人概括为本虚标实。治之者，以邪实为主时，常为痰浊凝聚，痹阻胸阳，应以祛邪为先，用枳实薤白桂枝汤行气祛痰，通阳散结，故曰“急通其痹急之气”；若痰浊已化，胸痹渐开而以胸阳不足为主者，应扶正以治本，用人参汤温复胸阳，故曰“速复其不振之阳”。两方皆为治胸痹之方，一泻一补，用时当据标本虚实而先择。
桂枝附子汤治风胜于湿；白术附子汤治湿胜于风；甘草附子汤治风湿俱胜。（清·王旭高〈〈王旭高医书六种〉〉）
此三方均可治疗阳虚而兼风湿之证。桂枝附子与白术附子两方中皆有附子，甘草，生姜，大枣，其不同处于一用桂枝，一加白术。若风重于湿，邪留于肌腠者，除温阳外，更宜祛风解肌，故用桂枝附子汤；若湿重于风，邪流关节者，除温阳外，更需除湿，故用白术附子汤。而甘草附子汤以桂枝，白术，附子，甘草为伍，兼以上二方之功，既能祛风，又善除湿，故风湿并重者，用之为宜。由些可见，三方虽皆为治风湿之方，但由于配伍不同，所以主治变不同，临床当分辨风湿之孰重而随证选用。
左归是育阴以涵阳，不是壮水以制火；右归是扶阳以配阴，不是益火以消水。与古方知柏八味，附桂八味，盖有间矣。（清·王旭高《王旭高医书六种》）
肝肾精血，用六味地黄丸阴柔滋润，去泽泻，丹皮，茯苓，加川牛膝，菟丝子，杞子，鹿角胶等温补之品，故曰育阴以涵阳，与古方知柏八味养阴泻火都不同。右归亦于六味中去“三泻”，增杞子，杜仲，菟丝子，熟附子，肉桂，鹿角胶等培补元阳之品，阳足则阴翳自消，故曰扶阳而配阴，与桂附八味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消水）者有别。其制方之义，实本阴阳互根与阴阳转化之旨，用此之者，须当识此。
思虑伤脾之营，劳碌伤脾之气。归脾汤，补脾之营也；补中益气汤，补脾之气也。（清·王旭高《王旭高医案》卷二·虚劳）
思虑伤脾之营，是劳神过度耗伤脾血；劳碌伤脾之气，指劳力过度损伤脾气。故脾之虚有气血之不同，归脾汤补脾营之虚，但属补气生血之方，补中益气汤能升举脾气之下陷，长于补气。然实际应用时，亦不必拘于思虑与劳碌之分，但见血虚证兼脾气不足者，即可用归脾；见脾虚气陷如久泻脱肛，形瘦而内脏下垂者，均可用补中益气汤。
白虎加人参，是于清火中益气；调胃用甘草，是于攻实中虑虚。（清·柯韵伯《伤寒来苏集·伤寒附翼》）
白虎加人参，即为白虎加人参汤；调胃用甘草，乃指调胃承气汤。白虎
汤治阳明气分实热证，热盛汗出则伤津，甚者亦可耗气，帮于白虎中再增补之人参，以清热与益气生津并进，故曰“于清火中益气”。调胃承气汤本为治阳明燥热初结之证，方中大黄，芒硝配合，以泻下热结，旨在攻实，加炙草者和胃缓中，以防泻下过猛损伤胃气，故曰“于攻实中虑虚”。从这两方的加味和配伍，指明用方随证加减的重要性，发人深省。
甘草干姜汤，得理中之半，取其守中，不须其补中；芍药甘草汤，减桂枝之半，用其和里，不取其攻表。（清·柯韵伯《伤寒来苏集·伤寒创刊翼》）
《伤寒论》用此两方，本为误治而致阴阳两虚之变证所设，阳虚不布则厥逆，阴虚失濡则脚挛急。度证而投治，不必补中，攻表。两方虽从理中，桂枝减化而来，柯氏提出其功效已非原方所主，不能仍视为理中，桂枝汤之意。甘草干姜汤温补中阳，临床用于多种寒证而中气不虚者；芍药甘草汤酸甘化阴，具有缓急舒挛之功，善治多种痛证。此外，凡具痉之变者，皆可以此方加味治之。
少阴制麻附细辛方，犹太阳之麻黄汤，是急汗之峻剂；制麻附甘草汤，犹太阳之桂枝汤，是缓汗之和剂。（清·柯韵伯《伤寒来苏集·伤寒附翼》）
少阴病用此两方，旨在助阳解表。麻附细辛汤温阳而麻黄以祛外寒，细辛气温味辛，走少阴以助以助麻黄辛温发散。故曰其功效犹太阳（表寒）之麻黄汤。麻附某某汤治少阴病，当无里证，而见恶心寒身痛之表证，取其温阳益气而发汗解表，故曰犹太阳之桂枝汤，为发汗之缓剂。以上对比说明
，解少阴之表邪亦如解太阳表邪之用麻，桂两方，虽同为汗法，但证有不同，故汗亦有缓急峻和之分。
四逆，理中，皆温热之剂。而四逆一类，总不离于姜，以通阳也，治宜下焦；理中一类，总不离白术，以守中也，治宜中焦。余药皆相同，而功用迥别。（清·徐灵胎《伤寒论类方·四逆汤类》）
四逆，理中皆属温里祛寒之剂，为治疗脏腑虚寒之方，但两者所治里寒有不同。四逆汤回阳救逆，治在下焦，言总不离干姜者，以其辛热通阳，与附子相配，共温补肾阳，温通经脉之功，使下焦欲脱之元阳得以速回，故曰治宜下焦。理中汤温中祛寒，治在中焦，言总不离白术者，以其健脾益胃，与参，姜等相配，具有温补中州之功，故曰治家中焦。于此可知，欲温下焦者，必用附子；欲温补中焦者，需用白术。
大活络丹治虚痰流注为合法，若实谈则控涎丹最妙。（清·徐灵胎《汩溪医案·流注》王士雄按语）
虚痰流注，乃外科中顽症，其病机是正气不足兼痰瘀交阻，流注肌肉经络。大活络丹既可化痰祛瘀，搜风通络，双有补养气血之功，其虚实兼顾，故曰治此证深为合法。控涎丹所治实痰之证，实属标实本虚，且以标实为急，本着急则治标之旨，故以控涎丹攻逐痰饮为先。然攻逐之品易伤正气，所以应用时当遵中病即止的原则，以免过用伤下，实痰祛除后，还应扶助正气，以顾其本。
肝经血虚有火，用逍遥散清火；血虚无水，用归脾汤养阴。（清·罗美《古今名医方论·左金丸》）
肝经血虚有火，其火为肝郁所化，宜有逍遥散疏肝解郁，郁解则火自清，故曰用逍遥散清火。肝之血虚无永，实系肝血不足而无阴虚之象，帮治宜归脾汤以养血（其曰养阴，以血属阴，实为养血）。此方虽名旭脾，其实养血不囿于脾，凡心，肝，脾之血虚者，皆可选用。
补中益气汤人皆云升清，不知东垣先生言中有疏肝扶土之妙。（清·作听鸿《作听鸿医案·悬痛》）
补中益中气汤源出李东垣之《脾胃论》，为调补脾胃，益气升阳之方，历代医家皆宗比旨，释升麻，柴胡为升清之用。而余听鸿先生则认为升，柴二药在方中更有疏肝之用，以木气条达则土气自舒，故言本方具有疏肝扶土之妙，并用之加茯苓一鼓掌治疗肝郁脾虚兼有湿热之悬痛证获得良效。于此示人用古方不可囿于前人论说而一成不变，应有独立思考精神，敢创新说，使古方赋新义。
夫病当用承气，而只用白虎，则结聚之热不除；当用白虎而遽用承气，则散漫之邪复聚而为结热之证。（清·程国彭《学心司·论阳明本证用药法》）
凡阳明病属结聚之热者应下，常用承气；散漫之热者应清，当用白虎。若当用承气下之而误用白虎，则结热不除；宜用白虎
而反投承气，则散温之热不去，继而深入成结热之证。对白虎与承气之用，前人曾概括为白虎“有热无结”气“有热有结”，堪称要言不繁，一语中的，可为用此两方的准则。
腹中寒积错杂而痛，古今越桃散（十姜，山栀）最妙。（清·王旭高〈王旭高医案·脘腹痛〉）
越桃散出于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为治疗诸下痢后小便利而腹中虚痛不可忍者。〈〈绛雪园古方选注〉〉曰：“痢后小便者，下焦有寒也，若腹中虚痛不可忍乾，是非寒也，明是肺气下郁于大肠，积而成熟，寒热混淆而痛”。旭高此案腹中寒积错杂而痛，实系脾寒肝热之腹痛，帮当以温脾凉肝为治。越桃者，即大山栀，用其清泻肝经郁热，复以干姜温运脾阳，辟除寒气，使阴阳和而腹痛止。本方是寒浊并用之剂
，临床治疗腹痛，不必拘于痢后小便利，风系脾寒肝热者，皆可就用。
善为医者，行欲方而智欲圆，心欲小而胆欲大。（唐·孙思邈，见《旧唐书·本传》）
《淮南子·主术训》：“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圆而行欲方。”又：“智圆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其意告诫为医者既要有高尚的医德，热心为病员服务的精神，又要有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临证时要能细心地诊察病人，认真分析病机，务使辨证准确，在治疗时则应当机立断，恰当施治，当攻则攻，应补则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行为方正不苟，临证活法圆机，治疗效果不断提高。
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致其约。（清·刘仕廉《医学集成》)
此语系示为医治学的基本要求，因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内容丰富，要能掌握医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融汇贯通地用于临床，并能在实践中有新的发现，就必须首先认真阅读和反复钻研医学的典籍，从而对医学的理论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故曰非精不能明其理；同时，又要博览群书，参合各家的论说，从而可以掌握各种理论的要领，故曰非博不能致其约。
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清·程杏轩《医述》卷二·医则)
此语重在提 示学医之人应虚心好学，刻苦钻研，面对千变万化的疾病，要努力学习医学的理论知识，打下坚实基础，在临床时，能将所学的理论(道）
知识用于指导实践，并逐步积累经验。日积月累，自能于临证时圆机活法，运用自如。此即“医之所病病道少”之含义。
凡临证，须审病人情状，酌配方药。但记每方治某病便非。（清·曹仁伯《琉球百问·语录》）
此语示人临床治病的原则要求，所谓“须审病人情状，酌配方药”，即要求医者必须熟练地运用各种诊法，仔细地分析病机，在辨证准确的基础上确定恰当的治法，选择适宜的方药，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所谓“但记每方治某病便非”，意谓只记住某方能治某病，而不知辨证论治，则无异于按图索骥，往往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为医者，当引以为戒。
故业医者，能因古人之法，而审其用法之时，斯得古人立法之心矣。（明·孙一奎《医旨绪余》下卷）
学习古人临床认证识病，确定治法，选方遣药的法度时，不能脱离古人用这些法度的具体时间、具体病例以及其他具体情况，如东垣之善用补气升阳，丹溪之常用滋阴降火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其立法之意，不致机械地搬用于临床，做到“师古而不泥于古”，善于吸取前人之有益经验，立自己之主见，择善而从。（更多内容，请查阅脏腑机能调整网：http://www.zfjntz.com）
遗滑变证虽多，不越乎有梦、无梦、湿热三者之范围。（清·王旭高《王旭高医书六种》）
遗滑即遗精，有梦而遗者，见夜寐多梦，梦与女子交合，或兼心悸神倦、溲黄舌红，责之心肾阴虚，君相火旺，可用知柏地黄丸，三才封髓丹之类治之。有无梦而遗者，见面白少华、肢冷畏寒，舌淡、脉沉或虚浮，责之下元虚惫、精关不同，宜用金锁固精丸或右归丸之类。于此可见治遗精者，辨有梦与无梦，至关重要，故林珮琴曰：“梦而后泄者，相火之强为害，不梦自遗者，心肾之伤为多。”由湿热而遗者，多因脾胃湿热下注，扰动精关，多见体丰肥、善啖、便溏、苔腻、口苦等证，宜猪肚丸或萆薢分清饮。 、‘初起之遗，在相火不静；日久之遗，在气虚不固。（清·余听鸿《诊余集》)
此从遗精的新久来分虚实，亦暴病多实，久病多虚之意。但虚实之辨，还得以临床表现为主，病之久暂，只能作为辨虚实之参考。
遗滑治作肾虚，补涩罔效，不知此因脾胄湿热所乘，饮酒厚味，痰火之人，多有此疾。（明·王肯堂《证治准绳》）
湿热遗精，人多忽略，若补涩无效，而见口苦苔腻、小便浑黄、脉数等症，当投苍术、黄柏、苦参之类，或龙胆泻肝汤。
男子阳萎不起，多由命门火衰，精气虚冷；或以七情劳倦，损伤阳气，亦有湿热炽盛，以致宗筋弛纵而由痿弱者，譬诸暑热则诸物软痿。(明·张景岳《景岳全书》)
阳萎一般多认为命门火衰，治之者多以温肾壮阳，若不知阳萎亦有由湿热引起而专以温补治之，则将使湿热加剧，阳萎更为严重，为医者不可不察。
有郁损生阳者，必从胆治。（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阳萎》）
胆主升发，人身之清气皆从胆出，而郁悒则清阳被遏，可致阳萎，证见脉涩小、胸闷叹息、胸胁苦满、默默不思饮食等，治疗当舒展胆气，条畅气血，方如逍遥散、四逆散、温胆汤。
少年阳萎，有因于失志者，但宜舒郁，不宜补阳。（明·王节斋《明医杂著》）
少年肾气尚旺，故患阳萎者非由于火衰而大都由于失志惊惧，气机郁结不达．周慎斋曰：“阳萎，少年贫贱人犯之，多属于郁，以逍遥以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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