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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著名医家郑钦安，“火神派”开山之祖，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人称“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巴蜀。郑氏之后，“火神派”名家辈出，如卢铸之、吴佩衡、范中莎、祝味菊、唐步祺、曾辅民、李可等，多取法于郑氏，而各有创建，享誉医林。

关于“火神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学术渊源，有学者指出，“火神派”产生之初，正值温病学派兴盛，用药多寒凉轻灵，相延日久，出现崇尚阴柔、恣用寒凉的流弊。在此背景下，郑钦安提出重阳扶阳的学术主张，反对过用寒凉，目的希冀“为医林之一助”。我们认为，郑氏善于扶阳，确实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如果简单认为郑氏“重阳扶阳”，则属对郑氏的误解。兹分辨如下。
一、论郑氏的学术渊源
郑氏医学，除《伤寒论》《内经》外，主要取法于《周易》。郑氏深通《易理》，并在其著作中援易说医，可谓是清末医易会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在《医理真传》一书中，开篇即是“乾坤大旨”“坎卦诗”“坎卦解”“离卦诗”“离卦解”，明天地阴阳之道，揭示“坎离所以为人生立命之根”的道理。
郑氏学说的另一个渊源是陈修园。郑氏在《医理真传》的自序中说：“所览医书七十余种，每多各逞己见……使人入于其中而茫然。近阅闽省陈修园先生医书一十三种，酌古准今，论深注浅，颇得仲景之微，亦且明透。”其书中，亦颇多援引陈氏说处。可见张仲景之后，郑氏最推崇的医家应属陈修园无疑。郑氏推重经典，重视《伤寒论》《金匮要略》，擅用经方起大症难症，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受陈氏影响的。
郑氏医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是清末的大儒刘沅。来自刘氏的影响，应该说更大于陈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会再讨论，此先揭过。
二、论郑氏论病最重阴阳
郑氏论病，最重阴阳。在《医理真传》自序中，郑氏开篇即谓：“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而其书中，开篇即讲乾坤坎离的问题，揭出先天真阴真阳之重要性。接下来，又设专篇“辨认一切阳虚症法”“辨认一切阴虚症法”，为全书辨证之眼目。又恐学者不解，进一步设“阳虚门问答”和“阴虚门问答”两篇，其中各设问答29条，详细讨论阳虚、阴虚两大类疾病之纲要。在《医法圆通》中，作者开篇即设“用药弊端说”，点出医者用药最易犯的错误在于不能抓住阴阳虚实之实据，而或执方治病，或执药治病。其言曰：“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实据者何？阴阳虚实而已。阴阳二字，万变万化。在上有在上之阴阳实据，在中有在中之阴阳实据，在下有在下之阴阳实据。”接着，又设“各症辨认阴阳用药法眼”，每病必辨阴阳虚实，然后论治。
郑氏论阴阳，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最重先天阴阳，也就是真阴、真阳。所谓真阳，即坎中之阳，对此，郑氏有清楚的定义，其曰：“真阳二字，一名相火，一名命门火，一名龙雷火，一名无根火……种种名目，皆指坎中之一阳也。一阳本先天乾金所化，故有龙之名。一阳落于二阴之中，化而为水，立水之极（是阳为阴根也），水性下流，此后天坎卦定位，不易之理也。”与此对应，离中之阴，即是真阴。“离为火，属阳，气也，而真阴寄焉。中二爻，即地也。地二生火，在人为心，一点真阴，藏于二阳之中，居于正南之位，有人君之象，为十二官之尊，万神之宰，人身之主也，故曰心藏神。”
郑氏扶阳，重坎中之阳，人皆知之；而郑氏滋阴，重离中之阴，则往往为人忽视。
三、论郑氏不专主扶阳
郑氏为“火神派”开山之祖，以善用干姜、肉桂、附子等热药治病而出名，人称“郑火神”“姜附先生”。照理说，他应该有明显的“贵阳贱阴”倾向。有趣的是，我们遍观其书，发现其中崇阳之论并不多见。相反，郑氏屡屡强调阴阳平衡的重要性。
如在《阳虚症门问答·客疑篇》中，他说：“二气均平，自然百病不生，人不能使之和平，故有盛衰之别。水盛则火衰，火旺则水弱，此阴症、阳症所由来也。”又说：“病见三阴经者，即投以辛热，是知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故着重在回阳；病见三阳经者，即投以清凉，是知其阴不足，而阳有余也，故着重在存阴。”阳虚者重在扶阳，阴虚者重在养阴，“二气均平，自然百病不生”，这是郑氏一向的观点。
郑氏书中，论阳必顾阴，论阴必顾阳；论乾卦必及于坤卦，有“坎卦诗”则随之以“离卦诗”；有“辨认一切阳虚症法”在前，就有“辨认一切阴虚症法”在后；有“阳虚门问答”在前，就有“阴虚门问答”在后。《医法圆通》之中，每病必论阴阳虚实，并非见病即谓阳虚者也。
郑氏强调，人身“以水火立极”，而真阴真阳又立水火之极，“今人着重在后天坎、离之阴阳，而不知着重坎、离中立极之阴阳，故用药多错误也”。
总之，郑氏“以水火立极”，其书中屡言“水火相依”“调和水火”“水火互根”“水火既济”，不偏不倚，既没有像张景岳那样“阳为生之本，阴实死之基”的贵阳贱阴论调，也没有像黄元御那样“纯阳则仙，纯阴则鬼。阳盛则壮，阴盛则病。病于阴虚者，千百之一，病于阳虚者，尽人皆是”的主张，这是我们应该留意的。
既然郑氏不偏于扶阳，那为何后人往往把他归入到扶阳学派中呢？我们认为，其原因是，众所周知，在清代，中医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在温病学方面的进步。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人更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因温病乃主要是感受温热之邪，其治法用药多轻清寒凉之品，需处处顾护人身的阴液，相延日久，出现崇尚阴柔、恣用寒凉的风气。郑氏虽然也擅用白虎、承气汤，但在当时，却显不出特色，故只能以擅用干姜、肉桂、附子等热药驰名。
再经其后学的发展，“火神派”善于扶阳的特色就日益显著。至其末流，论病几乎全是阳虚，治病几乎皆用温热。这种情况，估计是郑氏始料未及的吧。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我们知道，《周易》有明显的阳主阴从、贵阳贱阴思想。在《周易》中，阳爻往往与光明、进取、高尚、君子等形象相联系，而阴爻则往往与晦暗、退缩、卑下、小人等形象相联系，给人以鲜明的阳尊阴卑的印象。然而，推崇《易经》，处处援易说医的郑氏，却并没有采纳《周易》中“贵阳贱阴”的观点，反而处处强调阴阳平衡观，应该说这是非常可贵的。
又有学者指出，郑氏认为“诸病无非元阴或元阳之亏虚所致”，这其实是误解。郑氏论论病，并非皆主于元阴或元阳之亏虚。其在《医法圆通》中，开篇即论“用药弊端说”，点出治病“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实据者何？阴阳虚实而已”。又说：“在上有在上之阴阳实据，在中有在中之阴阳实据，在下有在下之阴阳实据。”而医者最易犯的错误则在于不能抓住阴阳虚实之实据，而或执方治病，或执药治病。很明显，郑氏讲阴阳，不但分上中下，而且强调要分清虚实，不可偏补偏泻。观其书中，用泻心、导赤、白虎、承气辈甚多，并非简单地认为诸病皆是元阴或元阳之亏虚所致，明可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