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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中医思维
中医来源于实践,优势在于临床疗效,需要在临床实践中培养中医思维。先生在临证中一直坚持以中医为主,能中不西,先中后西,西为我用的原则,坚信中医的生命力。
中医思维偏重于综合,擅长于直觉观察善于取类比象,注重万事万物的生死荣枯演化变易的过程,主张“天人和谐”;中医认为人独具“灵性”,除有生物特性又具有社会特性,强调“心神合一”,这些都是中医理论构建的最基本原则。坚持中医思维是临床实践的立足点、出发点,先生视其为临证第一要务。中医看的是生病的人,而非人生的病,要把握好“辨证”“整体”“天人”三关。
由于西医的快速发展和大力宣传,社会接受度远超中医,常有临床医师于临证中,以西医指标套用中医之证,以中药药味套用西医之用。然中西医目前来说还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发展规律和认知方法,对于萎缩性胃炎即为胃阴不足,高血压即为肝阳上亢,胃下垂即为中气下陷,肺炎之麻杏石甘汤,山楂、泽泻、首乌降脂,杜仲、寄生、黄芩降压,玉竹、枳实、附片抗心衰,银花、大青叶、板蓝根抗病毒,五味子降转氨酶这种非西非中、不伦不类的临证方式,先生极力反对,疾呼要“戒以西套中,约定成俗”“戒中药西化,对号入座”。
2.紧扣病机症结
张景岳说:“机者,要也,变也,病变所由出也。”因此,病机就是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机理,是疾病的本质。先生认为临床辨证就是分析病机,所以《黄帝内经》称为“求之”,所谓“求之”就是根据临床的客观表现来探求疾病机制。中医病机是病因、病位、病性、病势四个要素及其关系的总括,是从整体上和动态中对患病机体所呈现的病理状态和病理变化的高度抽象与概括,因而能够更全面、更具体、更深刻地揭示病证的本质,阐释疾病过程中的各种临床现象,为确立治疗方案、处方用药提供明确的依据。因此先生认为紧扣病机症结在临证中最为关键,绝不可小觑。
在这一过程中,先生认为辨清表、里、寒、热、虚、实、阴、阳的八纲辨证是最核心的,在此基础上结合辨病,利用五行生克制化关系进一步分析脏腑关系,此外还要注意复杂病机的夹杂,以及表现还不突出而易被医生所忽略的某种潜隐性病机关系。如对于慢性喘病患者,即使肾气虚弱并不明显,大多会有肺肾同治的思想,即体现了辨析潜隐性病机的临床价值。先生认为至少要综合八纲、脏腑及兼夹潜隐病机,才能基本做到“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当然对“先其所因”的病势分析,还要着眼发展变化,动态把握,才能真正做到病与机相合。
3.明察细辨识证
要“主先因”,必要“去伪存真”,先生常有感慨:识证难啊!中医临床辨证要求四诊合参,综合判断,其一般思维过程是:在四诊合参基础上,抓住主症以明确疾病诊断,然后分析病因病机以确立临床证型。先生强调,对临床证型的确立,“识证”关乎成败。
识证以抓主症为要,要多查细问,舌脉俱察。主症、次症和舌脉相合者,识证不难且最为稳妥,主症与次症互吻,次症与舌脉对应,多可确立。然临床上这样典型显露的并不多,那就要体悟三者之间的关系了。
比如畏寒多与阳气温煦不能有关,伴有肢冷尿频,腰酸膝软,不喜饮自可理解,舌淡苔白也相符,但也有患者口干喜饮,舌红苔薄,让人费解,究其症结仍在阳气,前者是阳虚不足温煦不能,后者是痰热内蕴阳气被郁不能外达温煦。
有时一症即可确立,如《伤寒论》对少阳病小柴胡汤证从少阳病病机与症状之联系,就提出“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
临证中脉症舍从的情况也经常会有,先生认为舍脉从症或舍症从脉的关键在于抓辨证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但仍需要根据临床疗效或病情变化随时予以调整,方可获效。再如舌诊,尽管舌有胖瘦、老嫩、水滑少津、有痕多裂等不同,单就淡红舌而言,有偏淡者,有偏红者,先生认为从偏淡到偏红绝不仅是一条线之隔的变化,而是一个较宽的面的变化,需细细体察,方药则往往判若霄壤。可见识证确非易事。
4.悉心取方用药
方随法变,法应病机。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指出:“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吐、温、清、补、消八法尽之。盖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先生认为方随法变,不为古人的一方一法所束缚,而是圆机活法,知一反三,以常应变,才能参悟玄机,饮略奥妙,汇古今于一炉,施变化于一心。先生组方以法为衡,可取一方之意,也可撷取多方之验,无论如何组方不背病机即可,但切记要气血阴阳、动静刚柔相配,勿持一端。
先生常言:“识证难,用药更难。”药为治病之器,具四气五味、归经及七情和合,它的使用需要理论指导而单行或配方。一药备有多种性味,故其治疗作用也非一种,可能既有这种功效,也有那种功效,如要充分发挥其治疗作用,方剂的配伍显得十分重要。先生谓一个成熟的中医师非但对方剂要熟记,对药物之功用更要娴熟于胸,同一种药物有时会有截然相反的作用,全在审慎精当,配伍绝妙。以芍药为例,用于养血配当归、熟地黄,用于缓急配甘草,用于收敛配五味子,用于降逆配牛膝等,皆在药物相须相使的作用下发挥疗效,若只芍药一味单行,让其具有以上治疗作用就勉为其难了。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在准确判断疾病之轻重深浅的基础上,使用药之轻重、药味之多少、服药时间之长短等恰如其分,以求“适事为故”“恰到好处”。还要参合地土方宜、性别男女、年龄长幼、体质强弱、气候变迁等因素。是故先生告诫,临证用药宜轻、宜重,宜浅、宜深,要在适事为故,不要图名与人比较大方重剂,每诩为胆略过人,殊不知小方轻剂,重点突出,以轻去实,更须真识灼见。“用药如用兵”,观先生用药虽看似平常,药味少则六到八味,多也不过十二到十五味,用量不大,组方精良,配伍精妙,取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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