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知识库

余幼承庭训，步入医林。父亲李景唐，字陶生，善治伤寒、温病及内科杂病，声誉卓著。1941年家乡豫西大旱，颗粒不收，民不聊生。相继温病等流行，死亡众多。当时正在济汴高中读书的我在父亲的鼓励下辍学从医。学医伊始，父亲常说医学乃仁人之术，必先具仁人之心，以仁为本，存济世活人之志，积善成德，方可学有所成；同时嘱咐我要认真学习中医四大经典，多读历代名医著作，勤学好问，理论与临床实践并重，才能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中医。父亲的谆谆教导深深扎根在我的脑海，指导着我一生的医、教、研工作。
一、法于经典，采撷众长
学医之初，父亲每日诊余，尤其在晚间给我有计划地讲授中医四大经典，并让我阅读有关的历代名医名著。既讲医理，又讲文学。那时我每天随父侍诊，聆听他对病人的病情分析、四诊要点，每遇典型病例，即让我切脉、验舌，了解主症、治疗原则，指点我辨证施治、随证加减等。父亲长期的口传心授，使我学到了其辨证施治的技巧，较全面地接受了父亲的临证经验。
对于经典著作，虽经父亲重点讲解，并加背诵，但由于医理深奥，总觉心中昧昧，不能很好地理解贯通。恩格斯说：“不管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于是，我开始涉猎哲学并用哲学的观点来分析理解中医的理论。我认真学习了古今哲学著作，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在此基础上，重新阅读《内经》等经典著作，自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感到哲学的观点是打开中医学宝库的钥匙。
中医学博大精深，深学才知不足。必须以经典为法，系统学习四大经典。中医流派众多，各有千秋，学其要点，联系经典，化为己有，用之临床，不断体验，自可变为治疗经验。
我通过重点学习李东垣的《脾胃论》以及叶天士、吴鞠通等医家的温病著作，为治疗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乙型脑炎、流感等热性传染病、脾胃病以及晚年主持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学术基础。
此外还要随时学习当代名医治疗经验，记得1964年秦伯未老先生应邀来郑州、洛阳讲学，并为省级领导等干部应诊。我陪同秦老随诊学习了不少疑难病证的诊治经验。秦老治心脏早搏，用炙甘草汤加茯神、远志、枣仁外，桂枝用量仅2~3克，效果更加显著。
经请教秦老，他讲心脏出现早搏，主要为心阴虚。心阴虚则心阳相对亦不足，用桂枝助心阳，但量大则心阴更虚，故用少量桂枝以调整心之阴阳平衡即可，画龙点睛。秦老一句话，使我体会到治疗心脏早搏的微妙所在，在数十年医疗生涯中受益匪浅。
1971年我为河南军区一位领导看病，她谈到十年前患过功能性子宫大出血，经多位中西医专家治疗无效。后到北京请施今墨老先生治疗，施老开了6剂药，果然服后治愈。我请教了药方，是用补中益气汤和归脾汤加阿胶、黑地榆、生地炭止血。虽然我平时治此病亦大都用此药，但所不同的是施老用白芍药、柴胡均醋炒，特别是用米醋六两（十六两一斤）作药引，以作敛肝健脾、收敛止血。多年来，我用施老的药方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明显进步。
祖国医学的经验绝招浩如烟海，都掌握在名老中医手中，亦有很多验方绝招散在民间。随时虚心求教，能者为师，不耻下问，严谨治学，是我数十年学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步入医林的心要。
二、临床实践，科苑探幽
医者关系人民生命，诊治不当，轻则致人病痛，重则误人生命。清代名医陈修园有“盖医者，生人之术也，一有所误，即为杀人”之论。我临床60余年，虽具有一定的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经验，但每临证，必做到悉心诊断，四诊详参，综合分析，谨守病机，力求理、法、方、药丝丝入扣。上至高级领导，下至普通百姓，皆细心诊治，一视同仁。
我中青年时期，深人钻研了内科杂病及伤寒、温病等热性疾病。记得1956年冬末和次年春，洛阳地区突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疫区重点在伊川县，一个月内死亡70余人，多是儿童。地区领导让我赴伊川防治。
经调查发现，亡者多系误用中药辛温解表和西药解热止痛的发汗药，药后大汗淋漓，继而抽搐、昏迷而死亡。我诊断认为该病属温病，有传染性，系感受疫毒之邪，内热过盛引起的，忌用辛温解表发汗。根据温病学诊治法则，运用辛凉透表、清热解毒、熄风开窍等药物。前后在伊川、偃师、宜阳、三门峡等县市治疗近100例患者，全部治愈，受到百姓和领导的好评。
之后河南省卫生厅和防疫站，在洛阳市召开全省防治该病现场会，让我传播了诊治方法和药物。我前后写了两篇论文，分别在《新中医》和《中医杂志》发表。1958年我出版中医治该病的专著。
1970年7月，以河南禹县为重点大肆流行乙型脑炎，也多是儿童。县医院在8天内收治了83例患者，死亡32例，哭声满院，惨不忍睹。时值文革，我随学院备战疏散在该县，虽深知极易被传染，仍在病房达3个月，根据温病诊治法则，结合石家庄郭可明中医治疗该病经验进行治疗。
通过治疗以上两种热性传染病，我总结出的体会是：流脑和乙脑均属中医温病范畴，系疫毒侵袭，导致热毒损阴伤正的病机。在治疗上始终以保存津液为主，忌用辛温解表、发汗退热药物。
由于二病发病季节不同，乙脑较流脑内热较重，重用白虎汤之生石膏等；但乙脑多暑热夹湿，宜重视藿香、佩兰、白蔻仁、石菖蒲等芳香化湿之品的应用，生石膏则宜减量。
流脑、乙脑发病初期，均宜用辛凉透表、清热解毒之银翘散和白虎汤加减。病入营血，宜透营转气、清热凉血、熄风透窍法，用清瘟败毒饮加减为主。抽搐症宜用熄风通络之虫类药，昏迷症用凉开透窍之安宫牛黄丸等。
二病危重期，如出现痰涎壅盛，呼吸困难，吸痰无效，为防止窒息死亡，常采用白矾、葶苈子、川贝母，水煎后用棉球浸药水滴入患者喉咙适量，可化痰防止窒息。我用此法，救活了很多因痰而将窒息死亡的患者，包括其他疾病。
恢复期，患者身凉脉静，宜养阴和胃恢复体质为法。方用沙参养胃汤为主，酌加鸡内金、陈皮、焦三仙、乌药等和胃而不香燥之品。
通过多年临床，晚年我越来越感到脾胃学说的重要，李东垣在其《脾胃论》中说：“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善治病者，唯在调理脾胃。”我共指导了10届脾胃专业硕士研究生，承担了河南省重点科研项目“脾胃气虚本质的研究”和“七五”国家科技重点攻关项目“慢性萎缩性胃炎脾虚证的临床实验研究”，经过5年300例确诊的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住院治疗和实验研究，其有效率为98.7%，治愈率为32%，突破了国外502份资料对该病无一例治愈的记载。
经过近20年的临床治疗观察，不仅提髙了治愈率，而且凡经过3~6个月长期服药的患者未发现一例转为胃癌，突破了该病在国外认为是癌前病变，胃黏膜不可能逆转修复的观点。
国家的支持和奖励，群众的赞扬，更进一步增强了我研究脾胃病的信心和决心。通过多年悉心对脾胃病的治疗和科研，主要认识是：首先，脾本虚证，无实证，无脾阴虚证；胃多实证，有胃阴虚证。其次，脾胃病理紧密联系肝，治脾必结合治肝。再次，治胃必健脾，健脾必和胃。
三、教学相长，重视写作
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工作60余年，经常记录学习心得，长期撰写医学文章和专著。教学相长是我深入学习中医的另一重要心要。
1954年末，洛阳专署卫生局从洛宁县人民医院调我到洛阳地区中医师进修班作教师工作，盖因我在1950年河南全省中医举行统一考试中考取了全县第一名有关。但我自己很清楚，我从未上过中医学校，未听过中医老师正式讲课。不仅没有中医教材，怎样讲课和讲课艺术也都不懂。这些学员大都是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这个老师我能否胜任，能否讲好课，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但又督促我进一步学习。
中医进修班让我讲《内经知要》《金匮要略》，后来又为洛阳地、市区西医学习中医班讲《伤寒论》。1958年，河南中医学院建立，我到学院任内科教研室主任，主讲中医内科。当时，限于自己有限的中医知识，能否胜任中医大学的教师？是否会误人子弟？作为中医教师的责任心和备课的压力，使我彻夜难眠。我决心先当好学生。在备课中根据经文，历代名医有关四大经典的注解，务求理解真正经旨。同时引证名家医案，认真写好讲稿，并不断更新补充，力求使学生达到文理通、哲理通、医理通。课堂讲授之后，我不断征求学生意见，听取其他教师讲课方法，认真思考，不断改进，要求自己讲每一节课，都要力求概念清楚、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理论联系实际、板书正规、简明扼要、力求提高讲授效果。同时重视身教重于言教，使学生在德、智、体全面受益。“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科研工作中，重视各界资料，学习要点写卡片，疑难病证留病例。多年来我出版了专著《中医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治疗》《常见病辨证治疗》，主编《中国传统脾胃病学》和《中医内科教参》，晚年在儿子李郑生、研究生郭淑云的协助下，出版了《李振华医案医论集》以及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李振华》等专著。在全国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了医学论文近60篇。近年来，在我的指导下，研究生、徒弟等发表了我的学术思想等文章29篇。通过这些写作，使我对中医学术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的认识有了提高，同时也为中医后学者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资料。
半个多世纪以来，通过锲而不舍的跬步学习，我总结了五个字，即勤、行、精、博、悟的学习法和体会。
勤：即勤学不缀，勤求古训，勤学好问，尤其对于名医之学术观点、治疗经验，应铭记于心，用之实践；
行：即知在于行，要不断临床实践，讲究实效，求真务实，实践出真知；
精：即精读经典名著，深思要点，铭记医理，联系实际，及时反思，不断总结，达到学出真知；
博：即博学多闻，涉猎广泛，博采众长，力求做到文理、哲理、医理三通；
悟：我认为达悟较难，即在深明中医理论的基础上，通过长期临床诊断，辨证施治，深入体会，才能心有所悟。悟也是以上四字力行的结晶，达到临床通变以知常，知常以应变，学古不泥，随证用药，方可达悟，有所创新。
四、躬身岐黄，甘献余热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几千年来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起了巨大作用。
如今，我虽处耄耋之年，但仍有三个心愿：第一有生之年尽量多为病人解除疾苦；第二带好徒弟，力争培养几名优秀的中医人才；第三尽力撰写文章和著作，以供中医后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