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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衡，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云南四大名医之一，从医六十余年，大力倡导经方学理，强调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的精髓，辨证论治为临证诊疗的准则，他尊古而不泥古，毕生坚持自己的信念，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为中医学贡献了一生。
吴附子临证经验丰富，在用药方面，更是独树一帜，总结起来便是：善用峻药、推重攻邪！吴附子到底是如何用药的？且看正文！
一、用药峻重，推崇“十大主帅”
张景岳曾以人参、熟地、附子、大黄比喻为“药中四维”，推人参、熟地为良相，附子、大黄为良将，颇有见地。但其用药，则多重相而轻将，用药不离熟地。吴佩衡则善于用将，常用附子、大黄，起死回生，特色鲜明。
他以擅用附子著称，扩大来说，他擅用以附子为代表的峻重之药，这是其一个基本风格。这有两点含义：其一，“峻”指擅用峻烈有毒的药物，如附子、大黄等；其二，“重”指剂量超重，“破格”超过常规。合而言之，即用药峻重。这两点，正是吴氏突出之处。
“病至危笃之时，处方用药非大剂不能奏效。若病重药轻，犹兵不胜敌，不能克服……只要诊断确切，处方对证，药量充足，即能克敌制胜，转危为安。古有‘病大药大，病毒药毒’之说，故面临危重证候勿须畏惧药毒而改投以轻剂。否则杯水车薪，敷衍塞责，贻误病机则危殆难挽矣。”(《吴佩衡医案》)
在《医药简述》中，吴佩衡对附子、干姜、肉桂、桂枝、麻黄、细辛、石膏、大黄、芒硝、黄连10味药品的性味、功效，详予阐述，认为“此10味药品，余暂以十大主帅名之，是形容其作用之大也……据余数十年经验，如能掌握其性能，与其他药物配伍得当……
不但治一般常见病效若桴鼓，并且治大多数疑难重症及顽固沉疴，亦无不应手奏效”。考十大主帅诸药，有温热之附子、干姜、肉桂、细辛;解表之麻黄、桂枝;清凉之石膏、黄连;攻下之大黄、芒硝，均为经方常用主药。
临证善用附子、干姜、肉桂等以扶阳，每用石膏、大黄、芒硝、黄连以泻火驱邪，集寒热两类药物中之攻坚祛邪峻品，形成十分鲜明的重攻风格。
有学者对吴氏这一点大加赞赏：“有非常之医而后可使非常之药，有非常之药而后可疗非常之病。欲救危笃于涂炭，解疾苦于倒悬者多藉峻猛之剂。在吴氏手中，姜、附、麻、桂为消冰融雪，迎万物回春之丽照；石膏、硝黄乃沃焦救焚，滋万物于枯槁之甘露。
并认为四逆、承气为先后天并重之方，能起死回生应用无穷。因而诸阳之不足皆可赖姜、附、肉桂扶阳抑阴，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补少火而生气；诸热之伤阴则可求硝、黄、石膏扶阴抑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即泻壮火以免食气。
可见阴证、阳证无论微甚，均可于十大主帅中求之。但能熟谙中药十大主帅，巧以配伍，则诸病几能迎治而勿多它求。”
在《吴佩衡医案》总计89案中，除4案外，其余各案均投用了十大主帅之品。可以看出，十大主帅乃集寒热两类药物中之攻坚祛邪峻品，以之为主组成的麻黄剂、四逆辈及白虎、承气诸汤则是阴阳二证之猛剂。
吴氏临床多藉姜附、硝黄等峻药，“灵活运用，加减化裁，东挡西杀，南征北剿，而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之效”(《医药简述》)，显出大家风范。这一点与郑钦安颇为相似，后者认为，“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医理真传卷二》)。
尤可钦者，孕妇患阴证，亦用附子，且量重惊人。
二、推重攻邪，放胆用峻猛之剂
吴氏崇尚仲景，治病首重祛邪，赞同“毒药攻邪，是回生妙手，后人立补等法，是模棱巧术”(陈修园语)。认为祛邪即是扶正，攘外即所以安内，故所论中药十大主帅均为攻坚摧固之品。“攻之即所以补之”，乃吴氏恪守的法则。
三、对待滋补需审慎
与重视祛邪相应，吴氏对滋补法非常谨慎。他说：“药物是纠人阴阳之偏，不似水谷之益人。若认为药物滋补可以长生，多是误人入歧途。因阴阳以平为期，《内经》所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语道破天机。
故吾为人治病，只求医得患者能食能寐即停药。盖水谷常食人多寿，参茸多食人常夭。何况求医之人，平民为多，岂能有常服参茸之经济能力?当时时以此为记，则虽医术不高亦不致害人害己。”(《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集》)
按：“水谷常食人多寿，参茸多食人常夭。”堪称吴氏名言。“只求医得患者能食能寐即停药”，不再予以滋补，则为其善后处理的重要原则，俱显独到之处。
吴氏很少假借参、芪、地、归类补品，“熟地、贝母使用较少。
吴老常说，过早用贝母，使痰伏于肺内，咳嗽反日久不愈”。治肝病坚持“不滋不补”，认定“疏肝理气”之立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集》)
危急拯救，不靠人参。吴佩衡专门撰文“人参杀人甚于盗贼”，论述慎用人参的道理：“徐灵胎曰：‘天下之害人者，杀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杀其身。
先破人之家，而后杀其身者，人参也’……今有医生，入门诊视病人，不究病之当服与不当服，一见病人之精神缺乏，入手即开人参……服后反增剧或促其速亡，则人财两空……仲景一切回阳方中，如四逆汤、通脉四逆汤、干姜附子汤、白通汤，绝不加此阴柔之品，反缓姜附之功，不能回阳。
凡风寒咳嗽、头疼体痛、发热恶寒、气喘痰鸣、腰腹疼痛、胸痹心痛、肿胀癃闭及一切阴盛阳衰等症，误服诸参，不但无效而反增剧。故谚云‘人参杀人无过’，良有以也。
奉劝病家，切勿以人参、洋参、丽参、花旗参等奉为回阳补气之至宝，遇病服之，诚有损无益。惟病后调养，或无病常服，尚可增进健康尔。”(《中医病理学》)
吴氏还说过一句警语：“危急拯救，不靠人参。此一句，为病家之脑后一针也。”(《伤寒与瘟疫之分辨》)
查阅他的医案，在危急症的治疗中，附子用得很多，人参确实用得很少。
吴氏常说：“我吴佩衡的医是铁打成的。”所谓“铁打成的”，就是“过得硬”的意思，充满自信。这并非自夸，是以其善用峻药救治疑难重证，起死回生所显示出的丰富经验和过硬工夫。(《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集》)
毋庸讳言，医界存在一种习俗，即拈轻怕重，处方只尚平和，讲究所谓轻灵轻清，不敢也不会投用峻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处方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叶天士所谓“借和平以藏拙”，甚至托名“王道”，说到底是缺乏胆识，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误人在所难免。前贤曾给予尖锐的批评。
清·吴天士在《兰丛十戒》中就告诫：“有人不知‘王道’二字之解，但以药性和平、轻微无力者推为王道。此所谓的王道，医人可不担心，病家也无所疑畏，旁人亦无可指责，但却是病人之‘鬼道’，为医者实当痛戒……或惟恐药性与症不对，会致服之不安，招人訾责，遂将气味厚重者尽同毒草，一概删除不用……
惟选极轻淡清降之百合、二冬、二母、扁豆等。初莫不谓和平无害，而不知其大害存矣。终至养瘿为患，使病轻者重，重者死，此不杀之杀深于杀也。戒之，戒之！”
按：所谓的王道，“但以药性和平，轻微无力者推为王道”，不知“却是病人之‘鬼道’”，“此不杀之杀深于杀也”。说得何等深刻。
《上池杂说》云：“药笼中物，何所不可用？贵当病情耳。今医工见药味平缓者，肆意增损，呼为医中王道，人亦利其无患而药就之。
若稍涉性气猛利之药，则束手不敢用；稍用之人，争指为狼虎不之近。噫！工师断木，尚取斧斤之利者，于用药则取其钝而舍其利，何哉?以此知不敢用猛烈之药，皆不深脉理，不明病情者也。”
按：“工师断木，尚取斧斤之利者，于用药则取其钝而舍其利，何哉?以此知不敢用猛烈之药，皆不深脉理，不明病情者也。”此语乃对那些避重就经，“呼为医中王道”者痛加针砭。
清·王三尊说：“吾观今之医人，见解不透，恐瞑眩之剂用之不当，立刻取咎，姑取中平药数十种，俗号为‘果子药’，加以世法滥竽众医之中，病之浅而将退者，适凑其效，不知此病不服药亦痊。若病之深者，适足养虎贻患也。”(《医权初编》)。
按：这种只会用“果子药”的医家与擅用峻药的医家相比，自有高下之分。
《对山医话》指出：“今医者，苦于脉理难凭，乃竟尽弃不究。惟学写医案，作门面语，论证则以活脱为能，用药惟以和平为贵，自谓胜于偏执好奇、孟浪自喜者。
不知用药如用兵，贵乎神速，若迟疑不进，使邪势蔓延，必至救援不及，致危殆而后已……若和平之剂，人即知其未必效，亦取其无害而就之。岂知因循两字，误人不浅，在寻常之症，弗药亦愈;若生死关头，其可须臾耽待乎？”
按：那些惟学“作门面语”“用药惟以和平为贵”的医者，“误人不浅，在寻常之症，弗药亦愈；若生死关头，其可须臾耽待乎”？
即使以用药轻灵著称的温病大家丁甘仁也说过：“用药如用兵，匪势凶猛，非勇悍之将，安能立敌之？”(《丁甘仁医案》)
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先生不仅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口号，对庸医害人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今之用药者，大抵泛杂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
按：所谓用药“泛杂而均停”，即指用药泛泛，只求平和;“治之不勇”，则指没有胆识，不敢使用峻药，遑论附子了。至“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正是“今之时庸医”之误人也。
本文选自《吴附子：吴佩衡》(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张存悌、顾树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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