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ddayh.cn
认知行为模型是基于原始环境中恐惧的适应性本质。被捕食危险的动物避开旷野是他们的适应性行为，因为旷野的周边风险小与旷野中央。高地也是动物要要避开的，高地意味着更大的危险。 由于物种面临危险时，恐惧具有潜在的适应价值，因此，恐惧就被保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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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模型假定惊恐障碍的患者第一次经历惊恐发作或高度焦虑发作，是由于生物学的易感性、应激或者躯体因素（如疾病）生理唤醒产生的感觉。患者对此进行灾难化的错误解释，进而过分警觉这样的情形出现。 患者将生命唤醒所致的感受错误解释为灾难化的结果就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结果导致全面的惊恐发作。
经历这样的事情后，患者发展出预期焦虑，回避与焦虑相关的情境，最终发展成为场所恐惧症。 有些场所恐惧症患者用安全行为和魔术性想法加以应对，这些想法暂时减轻焦虑感，但最终强化了广场恐惧。
行为模型表明，惊恐发作变得与恐惧有关是通过经典条件反射实现的，恐惧得以保持是通过操作条件反射完成。 患者通过回避情境或利用安全行为暂时忍受情境来减轻焦虑，暂时焦虑缓解对患者而言是负强化，导致未来有更强的回避情境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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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提出了一个综合模型，概括为生物学因素、环境因素、心理因素构成的惊恐发作的易感性，他认为， 惊恐障碍患者具有一般性的非特异性的生物学易感性（如躯体过多唤起状态和情绪不稳），由早年和不可控和不可预测的有关的经验所激发，然后导致对环境的控制的内部感知。在应激状态下，这些特质对焦虑性担忧产生一般心理的易感性，加上以惊恐发作为应激反应的遗传倾向，就形成了特定的神经心理素质，促使惊恐障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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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巴罗的模型，具有生物学易感性的患者，初时的惊恐或错误报警由应激引发，负性情绪增加促使病情恶化。其次，具有心理易感性的患者在幼儿时期学习的经验是： 害怕躯体问题表现存在潜在危险，这是不可测、不可控错误的，错误警报。导致对未来惊恐发作和形成惊恐障碍焦虑性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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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模型持这样的观点：（1）个体个体认知的错误评价导致了对害怕出现惊恐发作的情景回避；（2 ）结果这些错误评价从来都不能被证实是错误的；（3）惊恐发作和场所恐惧症得延迟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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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提出的认知模型，聚焦于惊恐障碍发作的致病因素和维持因素。克拉克认为， 患者相信某确定的躯体感受是危险，他们对此解释为自己即将死亡，这时就会出现惊恐发作。比如患者将心悸解释为心脏病即将发作的信号，将人格解体解释为他们就要失控或者发疯，这时就会发生惊恐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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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认为"灾难化的错误解释"不仅可由（1 ）恐惧引发，也可以由（2）其他各种情绪（如愤怒、兴奋）引发，也可以由（3）其他刺激物（如咖啡因、锻炼）引发。当刺激物被错误地评估为惊恐发作的信号时，立即就会出现惊恐发作，即便不是事实也会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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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模型的认知歪曲表现在两个层次：首先，初始的错误解释或歪曲聚焦于惊恐发作的可能性 ，如我的心脏在跳，我肯定会出现惊恐发作。其次，灾难化思维聚焦于对惊恐发作的灾难化解释，如，出现惊恐发作，我就会心脏病发作并且会死掉。除此之外，患者还往往存在低估他们的应对能力（我无法应对），自我否定（我肯定很脆弱），消极预测未来（我永远都不会变好）等认知歪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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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层次的认知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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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曲的自动思维
算命术：我就要惊恐发作了。我要失控了。我会昏倒。
贴标签：我的身体一定出了问题。我是一个懦弱的人。
高估危险：如果我过桥，我就会晕倒。
个人化：我是唯一有这种问题的人。。
读心术：人们都能看出来，我正在惊恐发作。他们知道我神经质。
黑白思维：所有的焦虑都是不好。我总是在惊恐发作。
低估应对能力：我不能处理这些。我要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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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不良假设
躯体症状一直是我生病的征象。
如果不一直提防，危险就会突然发生。
如果没有人照顾我，我就完了。
出现焦虑是无法忍受的，虚弱的象征。
如果我不能确定将要发生什么，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应该担心惊恐，让我才能预防它发作。
我应该对自己的弱点进行自我批评。
如果有惊恐发作，将会被拒绝、被抛弃。
如果我惊恐发作，将会变得疲惫不堪，失去知觉甚至死去。
我需要控制与我有关的任何事情
如果我惊恐发作，人会嘲笑我。
?功能失调性图式
我很虚弱、无助、易受伤害。
易感因素
惊恐障碍的易感因素是综合的。包括发展因素、遗传因素、一般的和非特异性的生物学易感性（如神经质、负性情绪、高度的躯体唤醒、情绪不稳），心理学易感性（早年不能控制和不能预测的经验，尤其是引起对内部感受低控制的与躯体相关经验），以及把惊恐发作应对压力反应的遗传倾向、焦虑敏感性特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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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因素
第一次惊恐发作常常发生在应激生活事件中，比如担当新的责任（如新工作），分离/ 丧失,分娩、躯体疾病或人际冲突。在很多案例中触发因素是不同的，对大多数惊恐障碍患者来讲，触发因素不是前面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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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因素
克拉克的模型表明，患者第一次将惊恐发作错误地解释成灾难化事件 。第一次发作之后，他们开始害怕，将来的惊恐发作会导致灾难化的结果。患者对将来要出现惊恐发作的预期焦虑产生回避行为，回避可能会导致惊恐发作的症状或情境。所有的回避和逃跑行为使得焦虑得到巨大的缓解，而缓解的体验强化了他们的认知歪曲。但同时，这些行为也阻止患者认识到"惊恐发作并不危险"，他们原有的信念得以维持： 惊恐发作是危险事件，令人感到害怕，并且要加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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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恐发作和场所恐惧症的回避与各种刺激物有关：（1 ）拥挤的公共场所、旷野、地平线；（2）快速出口被堵住的情景，如电梯、火车、飞机、汽车；（3）离家旅行；（4 ）导致脉搏频率增加的锻炼或者活动；（5）与情绪唤起有关的唤起状态，如愉快兴奋愤怒；（6）与非真实感有关的经验，在牙科医生那儿进行局部麻醉，突然变亮或者变黑，排队等候，热或者脱水，高处、头部的突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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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恐障碍患者也会发展出各种安全行为：（1）需要安全人物的陪同才能进入相关的情境；（2 ）要坐在有走道的位置或者靠近出口的地方；（3）一定要知道所有的出口；（4）转移自己的注意力；（5 ）戴墨镜，拿一瓶水，将身体或者视线瞄向"安全物"安全；（6）随身携带抗焦虑药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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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恐发作和场所恐惧的认知行为治疗效果显示非常有效，有效率75%-90% 。 研究显示50%到70% 伴有场所恐惧症患者经过治疗后，与正常对照组被试在功能上差不多（Craske等，2008）。 和药物治疗相比，认知行为治疗在减少惊恐发作和场所恐惧症症状，改善生活质量，长期效果等方面要优秀得多（Allen等，2006 ）。 认知行为治疗结束后两年随访的研究表明，大多数患者依然维持着疗效，并没有复发（Mitte，2005 ）。另有一些研究表明，每月一次的巩固性会谈可以让疗效得以维持（Balow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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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尽管大约80-90%服药的患者也有考较好的疗效，但一旦停药，惊恐症状就很容易反复，一项研究比较了药物和认知行为疗法的效果，结果发现，接受药物?认知行为治疗的患者复发率低，仅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复发可能性大（Balow 等，2000）。把认知行为治疗与药物治疗同时进行，患者往往会把改善归因与药物的效果，从而降低认知行为治疗贡献的正确认知，这妨碍患者应用认知行为治疗来预防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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