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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方证对应”是学习经方的入门之阶，“方、证、病机对应”，才是运用和拓展经方的更高阶段

胡希恕先生提出：治病“先辨六经，后辨方证”、“方证对应是辨证论治的尖端”，从而建立了《伤寒论》方证体系，这对于学习《伤寒论》具有启蒙的作用，意义重大。然而，我在临床中体会到：仅方证对应还不够，只有掌握了“证候”之后的“病机”，“经方”治疗才能切中肯綮，也就是要“方、证、病机”三者对应。

例如：《伤寒论》云“有柴胡证者，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小柴胡汤有四大主证，除了“往来寒热”具有小柴胡汤证的标志性特点之外，临床不可能只要见到“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中的一证，就用小柴胡汤，而不用其他方剂，必须根据患者的面色、脉色、患病的日程、疾病发展的趋势等，判断这一个证候的病机是属于“邪入少阳”，用柴胡汤才能有效。

此外，即使临床遇到的证与《伤寒论》条文中提到的证完全不相同，但只要病机相同，就可以用同样的方。例如，验案举隅1中的霉菌性阴道炎所呈现的证，与白头翁汤证、乌梅丸证完全不同，但病机相同，就用之有效。

经方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后世能够用之治疗各种疑难病症，就是因为找到了证之后的共同病机。因此，方、证、病机，三点一线，统筹考虑，才是准确的、完整的经方思维。

第二：经方与时方，是一种互补、传承的关系，不能够重此轻彼，可以互相结合使用。

经方的疗效普遍高于后世方，这是毋庸置疑的，历代医家也把经方视为方剂学的典范，创制出了大量卓有疗效的时方，在学好、用好经方的前提下，尽量多掌握一些时方，是临床取得疗效的重要途径。学习和运用时方，也应当像对待经方一样，遵循“方、证、病机”对应的思路，把经方与时方统一在同一个原则之下，这样就有了将两者化裁加减、结合使用的基础。治病以临床疗效为第一标准，当纯用经方不能完全达到目的时，在洞察病机的前提下，或合以时方，或配以时方，灵活取舍，以增强疗效。不应当画地为牢，墨守经方。

第三：应当把经方的学习和运用作为中医教育核心中的核心、重中之重，以利于培养中医临床人才。

中医高等教育培养不出临床人才，这是已经困扰了中医院校几十年的大问题，是中医事业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忽视经典，脱离临床，乃是其中最大的弊病。在中医四大经典中，作为经方主要载体的《伤寒论》，为中医提供了一套独到的、正确的临床思维方法和两百多首成体系的、有效的治疗方剂，《伤寒论》是经典中的经典，是培养中医临床人才最重要、最可靠的依据，中医教育必须围绕这个最重要的核心而展开。然而，多年来高校对于《伤寒论》的讲授，多采用“经院式的”教学方法，只是按照原书顺文敷衍，讲解注释，学过之后，学生仍然茫无所得。这种教学方法必须改革！

自古“读经”有两种读法，一是“我注六经”，即按照经典的原貌一路解释下去，这种“经院式的”教学方法，只适合于做学问，不能学以致用；二是“六经注我”，即抓住经典著作的核心，以解决实际问题作为目标，不纠缠于一字一句的得失。自《伤寒论》流传一千八百多年以来，照原书注释的书何其多也，歧义纷争，了无完日。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柯琴才在《伤寒来苏集》中以“六经注我”的精神，开创了“方证对应”的读经方法；近代日本名医汤本求真在《皇汉医学》中，则按照自己的理解，把《金匮要略》中的经方纳入到六经辨证的框架之下，使《伤寒》、《金匮》合二而一；当代临床大家胡希恕更给伤寒六经赋予了新的含义，再经过冯世纶、黄煌等伤寒名家发扬光大，如今已初步完成了经方的“方证体系”。沿着这条思路进行中医临床教学，才抓住了要点，才有可能找到突破中医人才培养瓶颈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