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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魏华 | 来源：心理学与生活 （psy_life）

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有很多无辜的个人和群体沦为替罪羊。

在十四到十八世纪，欧洲瘟疫肆虐，灾难横行，很多人认为女巫从中作怪，大量女巫被烧死。

1484年教皇英诺森8世在训谕中指出：“诸多男女不顾拯救、弃绝信仰，反而将灵魂托付恶魔，并且通过咒语、符咒、魔法以及其他可憎的迷信和巫术，甚至通过冒犯及犯罪，使妇女不孕、牲畜不孳，使农作物不生、果树不实。男人、女人、家畜、各类动物、果园、草地、牧场、粮食及一切地上所产之果实无不受其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很多的德国人认为是犹太人破坏了他们的经济，犹太人也遭受了灭顶之灾。

即使到了现代社会，替罪羊仍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指责中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导致了世界经济的衰退，美国人将一切恐怖主义都归因于犹太人，原教旨主义者则认为同性恋导致了传统美国价值观的衰退。

人们似乎非常热衷于将主要的不幸归因于其他人。

那么，为什么人们这么热衷于寻找替罪羊呢？Rothschild等人（2012）的研究从两个方面回答了这一问题：道德感和价值感。

（1）替罪羊可以让我们保持自己的道德感

?当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而人们又对这些事情有责任的时候，会感到内疚。

内疚是一种很难受的情绪，为了消除这种情绪，人们就会策略性的将责任归因于其他个人和群体。

以往研究也发现，当人们感觉到自己或者内群体对一些坏事有潜在的责任时，他们更加倾向于责备其他人或外群体。

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流行音乐、武侠小说、电子游戏和网络游戏都曾经沦为青少年道德败坏，行为失控的替罪羊。

想一想哪些人最热衷于寻找替罪羊？可能正是那些觉得自己对青少年发展有责任，但又未能很好的承担的那一部分人；

包括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等。在国际社会，也常常是对于经济发展有责任但无能力的领导人，热衷于将经济衰退归于于中国。

（2）替罪羊可以让我们保持自己的控制感

人类有一种基本的控制感的需要。

当一些坏的事情发生（如瘟疫和经济衰退），而人们又无法得知其原因的时候，控制感就会受到损害。

为了重获控制感，人们就得寻找一种简单清晰的解释。替罪羊常常可以帮助人们获得一种简单而清晰的解释。

Allport（1948）曾经指出：“替罪羊可以帮人们建立这样的知觉：外部世界是有序的、稳定的和可预测的”。

虽然全球气候变化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人们可能期望气候学家提供单一的解释，将气候变化归因于单个群体，让他们成为替罪羊。

因为这样我们就很容易解决问题：惩罚或者消除替罪羊。

任何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员可能都知道，很多时候事物的发展受多方面的影响，单一因素并不能决定事物的最终形态，但是公众却往往不接受这样的解释。

他们更加偏好一种单一的，明确的解释。

那么，哪一种群体更适合成为替罪羊呢？那些邪恶且有能力的。

因为如果群体的影响微弱，他们似乎很难对事件的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把责任归因于他们也无助于控制感的恢复。

例如，纳粹指责“全世界的阴谋犹太集团”使得德国经济崩溃，很大部分原因可能是犹太人在德国社会的银行、工业、媒体等领域都颇为成功。

中国之所以在世界上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展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这几年来，“原生家庭”频频在朋友圈刷屏，成为各种心理问题的替罪羊。

实际上，自弗洛伊德以来，心理学界一直很强调原生家庭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原生家庭对心理问题具有决定性的，不可逆转的作用，但是“原生家庭决定论”的观点颇为盛行。

为什么呢？我们不妨从这两个方面的动机来分析。

一方面，将所有的心理问题推给原生家庭，可以转移问题责任，消除内疚情绪。

从个人来讲，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自己是行为后果的主要责任人，所以很多心理问题都会带来内疚。

很多人在接触到原生家庭决定论时，会突然觉得压迫在自己心头的内疚感瞬间消失，因为我所有的问题，包括自卑、拖延、脾气暴躁等都是原生家庭带来的，和我自己没什么关系。

中国教育也常常是各界人士的靶子，他们也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

因为学生的问题在他进学校之前就形成了，是他们的原生家庭决定的，你们不用一味指责我们。

另一方面，将所有的心理问题推给原生家庭，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简单清晰的解释，让人们获得控制感。

事实上，心理问题的发生发展过程受到遗传、环境（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并不存在单一的决定性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个体也可以选择和改变环境。

但是人们还是更能够接受单一因素决定论的观点，原生家庭决定论就是其中一种；原生家庭决定论可以给青年男女更多的在子女抚养上的控制感。

如果说心理问题是原生家庭决定的，那么我们以后只要保证自己的抚养方式没问题，那么子女肯定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但是，如果心理问题受到遗传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因素里面还有很多我们不能掌控的因素，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一般来讲，单因素决定论往往比多因素影响论总是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控制感。

但是这种寻求单一、简单解释的思维倾向可能会使我们忽视很多其他重要的方面。

参考文献：Rothschild, Z. K., Landau, M. J., Sullivan, D., & Keefer, L. A. (2012). A dual-motive model of scapegoating: displacing blame to reduce guilt or increase 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