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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质是揭示和解释无意识冲动和指向它们的防御。这并不是用分析个人的方式代替家庭交往模式；它了解在何处揭示基本需要和恐惧，这些基本需要和恐惧妨碍了个人以成熟的方式进行交往。基本的精神分析理论有：

一、弗洛伊德的内驱力心理学。在人性深处，性和攻击是驱动力。当孩子们了解到直接表达这些冲动可能受到惩罚时，心理冲突就产生了。产生心理冲突的标志是他体验到了不愉快的情感。焦虑是不满足，同“一个人表现出一定的愿望是要受惩罚的”这样的想法（通常是无意识的）相联系。例如你表达的愤怒可能使得伴侣不再爱你。抑郁也是不满足，以及害怕灾难已经发生的想法（通常是无意识的）。例如你对母亲长期积累的愤怒使她不再爱你；实际上没有人爱你。冲突平衡的方法有两种：通过对冲动的防御或者放松防御以允许一些满足。

二、自体心理学。自体心理学的实质是每个人都渴望被欣赏（Kohut）。如果在我们的幼年时期，父母对我们给与热情的反应、赞扬和欣赏（镜映），我们会内化这种接纳，形成坚强和自信的性格。但某些时候，父母没有反应，或者很平淡，甚至是退缩的，那么我们对欣赏的渴望就会很麻木。我们长大成人后会压抑被关注的渴望，并在接受我们的对象面前爆发。幸运的孩子拥有一个欣赏自己的父母，他会感到很安全，勇于独立，能够去爱。不快乐的孩子没有爱的归属感，他会穷其一生渴望他或她没有被给与的关注。

三、客体关系理论。精神分析主要是研究个体和他们深层的动力（依恋的驱力和需要）；家庭治疗是对社会关系的学习。两者之间的桥梁是客体关系理论。客体关系理论的实质其实很简单：我们同他人联系的基础是早期经验形成的期望，早期关系的结果是留下了内在客体（internal objects）――从经验和期望中建立起来的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图像。这些内化的客体形成了人格的核心――一个开放的系统，通过现在和过去的社会联系，发展和保持了它的身份。客体关系的内在世界同他们的现实世界是不一致的。它只是一个近似体，强烈受到早期客体图像、投射和认同的影响。这个内在世界逐渐成熟、发展，日渐变得整合，更接近现实。个体处理冲突和失败的内在能力是与客体关系内在世界的深度和成熟度相关的。对自我的信任和对他人的欣赏是建立在对内在好客体的爱的确认上的。

正常家庭是如何发展的呢？

一个孩子不能在人际关系极度冷漠下成熟。婴儿需要一个有利的成长环境。这个环境不一定是理想的；一个具备平均水平的物质环境，以及足够好的母爱（good-enough mothering,Winnicott）就可以了。父母具有为孩子发展自我提供安全感的能力。首先，母亲必须有足够的安全感，才能引导她关心婴儿。她对自己和婚姻的兴趣集中到孩子身上。当孩子的需要变少时，目前逐渐恢复了她的自我兴趣，使孩子能够独立成长。

对年幼的儿童来说，父母不是和他们分开的个体。父母此时是孩子的客体自我，被孩子作为自体的一部分来体验（Kohut）。母亲通过抚摸、声调和温柔的言语传递她的爱，如同她们的感受是孩子的感受。当她悄悄说“妈妈爱你”，孩子知道他或她是一个人并且被爱着。

在自体心理学中，父母的两个品质对发展安全感和凝聚自我是很关键的。第一个是镜像（mirroring，镜映）――理解和接纳。关注的父母传递对孩子的感受的深切欣赏。他们暗示“我能理解你的感受”证实了孩子的内在经验。父母也提供理想化的模型。孩子相信“爸爸妈妈是最棒的，我是他或她的一部分”，这为自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良好的环境中，孩子建立起基本的安全感，在确认父母的力量时也获得了一些力量。

从心理动力学的观点，家庭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人格的早期发展。如果父母是成熟健康的成人，家庭也会是快乐和谐的。

行为障碍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经典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症状是患者所做出的处理无意识冲突和焦虑的努力。冲突和焦虑通常都是压抑的冲动将要出现的信号。随着精神分析强调的重点从内驱力转向客体关系，核心的问题也由俄狄浦斯情结和压力的内驱力转向幼稚的依赖和自我发展不完整。客体关系中因恐惧引发的逃避，始于童年早期，如今被认为是心理问题的根源。关系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儿童会把对一个人的印象归于另一个人，发展出扭曲的感知。弗洛伊德称之为“移情”。另一些人观察到类似的现象，称之为替罪羊，分裂的交易，融合，非理性角色任务，共生，家庭投射过程。这些都是根据Klein的概念投射认同变化而来的。

投射认同是一种主体感知客体的过程。当客体包含有主体人格中不受欢迎的成分时，就会引发客体作出与主体感知相一致的反应。与投射不同，投射认同是一个真正的互动过程。不仅仅是父母把他们的焦虑投射到孩子身上，孩子的表现也进一步验证了父母的恐惧；这样孩子可能被蔑视或成为替罪羊，但他们也满足了攻击性冲动。例如青少年通过不良行为实现了他们自己无所不能的幻想，并受到家庭的微妙的强化，避免了表现出与父母感知不相一致的反应及被父母拒绝的恐惧；同时父母可以避免与一定冲动相关的焦虑，体验到被替代角色的满足，并依然通过对孩子的惩罚表达了这些推动力。内在的心理冲突外在化，父母在表现超我，对孩子的反应是对自己本我的惩罚。父母反应过度的原因，是他们害怕自己的冲动。

父母不能接受孩子是与他们相独立的个体。这导致严重的心理障碍。一个双胞胎的母亲，自己患有便秘，却给两个儿子用灌肠剂。

分化不好的孩子在青春期面临一个危机：独立的压力与幼稚的依恋相冲突。结果是继续依恋或者激烈反抗。但青少年的反抗是对未解决的依恋需要的一种反应，因为他们还没有为建立成熟的关怀做好准备。在他们骄傲的自我确认背后，这样的个体却对依赖有着很深的渴望。当他们结婚后，他们可能寻找稳定的赞同者或者自动拒绝任何影响，或者兼而有之。

当谈到婚姻的选择时，精神分析师断定爱是盲目的。弗洛伊德写道，恋爱时我们会在理想化的基础上，将所爱的人作出高度评价，判断力下降。坠入爱河反映了自恋力比多的泛滥，于是我们爱的对象当作是我们自身未实现的理想的替代品。我们的自我身份也在理想化伴侣的映照下闪闪发光。

更复杂的婚姻关系在于，我们学会了隐瞒自己的需要和感受以赢得对方的赞同。孩子们压抑他们的感受，是担心自己的感受会导致父母不再爱他们。Winnicott将这一现象称之为“虚假的自我”。极端的形式是，虚假自我导致分裂的行为；即使不太严重时也会影响到选择配偶。他们在渴望取悦对方的求爱期，都会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强烈的依恋需要，自恋和不受约束的冲动，都可能在婚前隐藏起来了。一旦结婚，配偶便毫不掩饰地放松自己。

表面看来，婚姻是两个有责任的人缔结的契约；深入分析，婚姻是隐藏的内化的客体之间的交换。每个契约都有三个层次的自我觉察：言语的，虽然未必总能听见；意识层面但未说出的，通常因为害怕、愤怒或不同意；无意识层面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配偶去遵守我们内化的模式，最后发现这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只能带来失望。在无意识层面，一对已婚夫妇可能代表了单独的人格，每个人都扮演一半的自我角色及一半的对方的投射认同。这就是人们倾向于和互补性的人结婚的原因。

在父母和孩子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动力。孩子在未出生之前，已经存在于父母幻想的部分中了。未出生的孩子可能代表着比配偶更受宠爱的对象。在家庭中的孩子可能都要忍受父母的扭曲，但通常只有一个会被认为是病人或者病了。因为他们有一些特征使得他们成为父母投射情绪最恰当的目标。

家庭和个体一样，经历了固着和退行。大多数家庭都能运转直到负担过重，开始卡在丧失功能的模式中。病态的反应可能起源于看不见的忠诚――无意识献身的孩子以损害自己的福利为代价，担当起帮助家庭的责任。例如孩子会生病，使得父母团结起来关注他。看不见的忠诚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未经理性的觉察和审查。

精神分析家庭治疗的目标，是将家庭成员从无意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像健康个体那样互动。精神分析师通过创造一种信任的气氛，逐渐处理问题。一旦安全的气氛形成了，治疗师开始确认投射机制，并把它回复到婚姻关系中。一旦他们不再需要依赖投射认同，同伴就有可能了解和接纳以前他们自我中分裂的部分。治疗师帮助他们认识到，他们现在的困难是如何从他们自己家庭的无意识冲突中产生的。这个工作是痛苦的，有足够的安全感才能进行。Nichols强调了移情的需要，在整个家庭中建立一种支持的环境。

当选择减轻症状作为解除危机的唯一目标时，精神分析治疗师的作用与其他家庭治疗师类似。心理动力学认为行为的改变只是解决根本冲突的副产品。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是人格的改变。最常见的目标被描述为分离――个性化或分化，两者都强调独立于家庭，并反映了客体关系理论的影响。家庭治疗师相信，感情的成长和自主可以通过加强家庭内部的情感纽带来获得最好的实现。不是将个人从家庭中清除，而是召集家庭去帮助他们学会怎样用一种方式对成员放手，允许人们彼此独立又相联系。

在Boszormenyi-Nagy的情境治疗中，目标是平衡成人生活的负担和收益之间的公平。个人的福祉包括付出与获得两个方面。每个人通过确认自己的权利并承担义务来努力实现自我。

精神分析治疗师在开始治疗之前，都要对案例作详尽充分的研究，甚至可能在治疗的最后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最终的建构。然而，缺少动力学的建构是不能进行持续有效的治疗的。新手有时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进行治疗：他们只要坐在那里倾听，理解就会自然出现。这不是事实。下面是对一个家庭精神分析最初评估的简略框架。

刘姗姗有学校恐怖症。经两次家庭会谈，治疗师对这个家庭的动力作出了初步的建构。除了对家庭成员基本情况的描述，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历史，框架还包括对父母客体关系的评估、婚姻关系中共谋的、无意识的互动模式。

刘先生最初被他的妻子吸引，是因为性本能的原因，妻子能满足他的性幻想，包括他的窥阴癖。另一方面，他又有把妻子理性化的倾向。因此他在与妻子的性关系上有着深层的冲突。在另一个层次上，刘先生无意识中期望妻子能象母亲那样忍辱负重、自我牺牲。他渴望母亲般的安慰。然而，这些依赖的渴望与他的男性化是矛盾的，因此他的外在行为表现得好像很自立，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他内在的依赖客体只有当孩子或妻子生病时，他向他们表达温柔的关怀时才能表现出来。但是他们必须处于生病且脆弱的位置，才能使得他克服防御，替代性地满足自己的婴儿般的依赖需要。

刘太太期望婚姻给她提供一个理想的婚姻。她希望被当作小女孩对待。但对男人的任何一点性吸引力，都威胁着她这个无意识的愿望。如同她的丈夫，她在性关系上存在心理冲突。作为独生女，她期望自己始终被放在第一位。她甚至嫉妒丈夫对女儿的温和，并试图用自己和女儿姗姗之间的紧密依恋来保持父亲与女儿的距离。在其早期的自我客体镜像层次上，她是一个贪婪苛求的小女孩。她对母亲的内射提供给她一个模式：怎样去对待父亲角色。不幸的是，对她母亲适用的那一套不一定适合她。

于是，在客体关系的层次上，夫妻双方都觉得自己是缺乏照顾的孩子，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渴望被照顾。当这些不可思议的愿望不能实现时，双方都满腔怒火，一点小事都会引发大吵大闹。

当姗姗目睹父母的激烈争吵时，她会害怕自己杀人的幻想成真。尽管她的父母憎恨自己内在的坏父母形象，可他们的表现又和他们所憎恨的一模一样。姗姗陷入他们的争吵中，她和母亲之间的自我界限模糊不清――似乎母亲与女儿共享一个人格。

戏剧性的是，姗姗逃学可能被视为不顾一切的尝试，保护母亲（自己）免遭父亲的攻击，也防卫父母反对她自己的投射的杀人幻想。

Amon Bentovim和Warren Kinston建立了一个动力焦点的模型，提供了五步策略去建构焦点假设：1.家庭是怎样围绕症状互动的，家庭互动又是如何影响症状的？2.当前症状的功能是什么？3.家庭害怕的是什么？他们所害怕的东西是如何阻碍他们更公正是面对冲突？4.当前的情境是怎样与过去的创伤相联系的？5.治疗师如何用简短难忘的语言来概括焦点冲突？

精神分析治疗有四种基本的技术：倾听，共情，解释，分析中的中立。

大多数精神分析家庭治疗是针对夫妻的。夫妻之间的冲突被当作探索人际动力的起点。例如，一对夫妻说他们在饭桌上常有争吵。系统治疗师可能要求他们向对方谈发生了什么，希望从中观察他们的互动，以及他们做了什么使得争吵不能解决。焦点是沟通和互动模式上。精神分析治疗师对帮助夫妻探索他们的情感反应更感兴趣。他们为何如此愤怒？他们希望从对方那里的到什么？他们的期望是什么？这些感受是从哪里来的？治疗师不仅仅试图解决问题，还要深入探索问题背后的恐惧和渴望。

内在冲突的信号是影响。不是聚焦于谁对谁作了什么；治疗师关注的是咨客的强烈感受，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详细的探索。你的感受是什么？以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在那之前，又是怎样的？你记起了什么？治疗师不是停留在夫妻希望的水平上，而是寻找他们内在体验的出口。

概括而言，精神分析夫妻治疗师从四个方面组织他们的探索：1、内在的体验，2、体验的历史，3、夫妻是怎样引发这些体验的？4、会谈的情景和治疗师的切入可能导致夫妻之间发生的事情。

会谈开始，治疗师邀请家庭成员讨论当前关注的问题、想法和感受。“今天你们希望从哪里开始呢？”“你能就这方面多谈一点吗？”“你们两位讨论过你们对此的感受吗？”当最初的建立关系和自发的互动告一段落，治疗师逐渐引出家庭历史、人们的想法和感受，他们对家庭成员观点的看法。“你父亲是如何看待你的问题的？”“他是怎样向他们解释这些问题的呢？”这些技巧强调了治疗师对假设和投射的兴趣，尤其是对童年时代的记忆和与父母的关系的兴趣。下面的故事表明了现在与过去的转换是如何进行的。

张先生和太太互相不满，彼此抱怨。“生病的时候不关心我，也从不听我说什么！”他们都觉得对方对孩子的关心不够，都坚持认为自己对对方是支持、理解的。张太太的抱怨很典型：“昨天真是一场噩梦。孩子发烧，很难照顾，我也严重感冒。所有的事情堆积如山，我必须加倍努力去应付。一整天我就盼望他回家。可他回来之后，好像一点也不关心我的感受，只听我讲了几句，就开始谈他办公室无聊的事情。”张先生也讲了类似的故事，只是角色是倒转的。

治疗师开始干预。他询问双方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他们讲了两个很不相同但富于启发意义的故事。

张先生的母亲是位沉默寡言的女人，把自立、自我牺牲和不懈的努力视为美德。她爱孩子，但不容忍放任，抑制她的感情，以免宠坏了孩子。然而，张先生渴望母亲的关注，并且不断地寻求。自然，他经常遭到拒绝。一个特别痛苦的记忆是，有一次他在学校被人欺负，哭着回家，结果不但没有得到期望的安慰，反而被母亲指责为“像个婴儿！”多年来，他学会保护自己不受拒绝的伤害，也从中发展出正性的独立和力量。对他生命中的第二个重要的女性，他的妻子，张先生保持了他的刻板的防御。他从不谈论自己的问题，但因为他一直渴望富有同情心的理解，他抱怨妻子不能让他说心里话。他寻求支持，又不敢承受被拒绝的危险，这被认为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证实了他的想法：“他根本不关心我！”

张太太的背景与丈夫完全不同。她的父母纵容她，而且感情外露。他们宠爱唯一的孩子，通过表达对她健康的持续的、焦虑的关心传递他们的爱。当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小小的磕磕碰碰都是他们大量表达关心的机会。结婚后，她习惯性地谈论自己的问题。最初，张先生对她着迷，觉得她是一个真正关心感受的人。但当他发现太太从不让他谈论他所关心的事之后，他开始抱怨，渐渐少了共情。这又使她确信，“他真的不关心我！”

当前家庭冲突的根源找到后，治疗师就能作出解释，家庭成员怎样重演过去，并经常歪曲童年时期的镜像。解释的根据来自对治疗师或其他家庭成员的移情反应，也来自童年的记忆。治疗师较少处理对过去的回忆，而是更加关注现在重演的影响。

解释投射认同在夫妻治疗中也是有效的。理解投射认同并不神秘。它是一个人的体验无意识地传递给另一个人。

治疗师强调大部分隐藏在家庭对话中的内容并不是有意识地被掩藏起来，而是被压抑到无意识中了。这经常通过阻抗的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治疗师努力培养顿悟和理解；他们也要求家庭去考虑要为讨论的问题做些什么。这些努力是家庭治疗的一部分。家庭成员不仅了解他们的动机，也必须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在情境治疗中，治疗师要帮助人们面对忠诚中包含的乏味的期望，然后帮助他们找到更积极的途径付出忠诚，发展出一种公正感的均衡。积极参与也是有益的。鼓励家庭做建设性的表达，便于在治疗中揭示出隐藏的性驱力和攻击驱力。为了减轻症状，冲动必须意识化。但情绪体验必须与促进生活改变的不断增强的自我觉察相联系。精神分析治疗的基本任务是改变想法和感受，但家庭治疗师也关注监督和分析行为的改变。

总之，精神分析治疗的关键目的是帮助人们理解他们的基本动机，通过用健康的方式表达愿望来解决冲突。弗洛伊德的理论强调性驱力和攻击驱力，自体心理学家聚焦于被欣赏的渴望，客体关系治疗师专心于对安全依恋关系的需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如果家庭中的个体理解并开始解决他们自己个人的冲突，就可以帮助伴侣和家庭成员更好的相处。实践中，精神分析家庭治疗师较少关注团体和他们的交往模式，更多关注个体和他们的感受。探索这些感受，有助于治疗师理解人们挣扎背后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