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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道：

大家好。

我得知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家庭中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难讲的话题。

学术界有两类文章是水平特别高的，一种是题目特别大的，如《宇宙演化和心理能量》，这往往都是开一代先河的大宗师的文章，这样题目出现，也说明大家对这方面的问题还不甚了解。还有一种题目是特别细的，比如说《武汉地区26-28岁男性未婚青年的动力学短程治疗中初始访谈的投射机制的形式》，这两的题目出现就说明在某个领域钻研的比较精深。

武汉曾经举办过很多期家庭治疗的培训。所以我想大家对家庭动力学应该是已经有一些了解了。

今天就讨论一个稍微小一点的问题，便是家庭中的投射-认同过程是如何影响到个别心理治疗的治疗过程的，特别是如何影响到治疗师的判断，形成治疗中的阻抗和反阻抗。

1导言

我想大家都会有过这样的感觉，特别是做青少年治疗的，我们会逐渐为这些青少年受到了压迫而同情不已，不明白他们的父母为什么居然如此不能理解他们，从而对那些“顽固不化”的父母感到愤怒不已。

做成人治疗也会有同样的感受，觉得天下怎么会有如此虐待自己孩子的父母，或者有如此不理解自己妻子的丈夫。或如此逼迫自己丈夫的老婆。

每当我们出现这些愤怒感、无奈感的时候，别忘了提醒自己，可能卷入了家庭中的投射-认同。

而且也提示我们，在个别治疗中出现了很多需要处理的投射-认同过程。

投射-认同过程中的双方往往需要寻找第三方来承担起两人系统中的焦虑。这个三角化过程起源于母婴关系向俄狄浦斯期三角关系的过渡。在治疗情景中会不断重复。

所以个别治疗情景中，难免会出现一个第三方的“魔鬼代言人”，这个人可能是患者的父母之一，可能是一个重点中学的老师，可能是一个给患者开药的精神科医生，可能是患者的前一个治疗师，更有可能是给患者家庭做家庭治疗的家庭治疗师。这些人往往被描述成糟糕的、不行的、软弱的，也就是说坏自体，也有可能别描述成迫害人的、压抑的、冷漠的、过度理智不理解人的，也就是坏客体。

个别治疗师经常会抱怨家庭治疗师的愚蠢，如果个别治疗师去听听家庭治疗师的督导，可能会惊奇的发现：“原来他们也在嘲笑我们。”

现在投射-认同这个概念，可能可以让我们同时从个人和系统的角度来反思很多现象。

2家庭中的投射-认同过程

其实早在经典精神分析的年代，分析师们就注意到了分析可能会引起配偶的变化。所以当时的精神分析师一般会建议，夫妻双方中如果有一方在做精神分析，另外一方最好也去做心理治疗。

Giovacchini发现，在个别心理治疗中，配偶一方经过治疗显著改善的时候。另外一方往往会退行。本来夫妻中潜在的角色分配和互动模式被破坏。（Giovacchini，1984a,1984b)

比如说，一位依赖型人格障碍的患者很依赖自己的妻子，妻子呢，有很强的控制欲，也乐得通过控制丈夫得到成就感。结果把患者的依赖性治好了，他变得独立、自信了，从而也不需要妻子的控制了。这时候妻子就会变得无助、恐惧、失落。两口子就面临着危机，他们本来婚姻的基础是依赖-控制。现在他们用什么来维持婚姻呢？

所以，我们不要催促患者成长得太快，所谓“欲速则不达”。太快取得效果的治疗造成他们更大的问题。在一个系统中，一方的改变往往会造成另一方的重大影响，有些时候治疗会对别人的婚姻造成冲击。治疗师不注意这一点，往往就是家属找上门来“讨公道”。

有时候患者很聪明，他会用阻抗这种方式来对抗治疗。再举上面那个例子。一个依赖人格的人往往会有一个自卑至极的自我表象，也许我们会发现其实他的自我表象和他的现实不一致――如我遇到一个患者，经常用恶毒的话贬低自己的长相，可是其实她是个公认的秀美的女孩，追她的人很多――他们之所以不能接受其实自己有优秀的、不错的方面。就在于如果他们觉得自己不错的话，就有可能失去生活中重要的他人。

就像那个秀美的女孩，她如果自信的话，就会体验到来自异性的爱，就会离开父母。而其父母其实早就要离婚，一直都是因为她太小没离，多年来她一直是父亲唯一的精神寄托。一个独立自信的她将会要摧毁掉这个家庭的结构

60年代的时候，Wangh(1962)就观察到焦虑的夫妻之间的防御模式在于他们会建立起一种僵化、刻板的沟通模式，其中一方担任有权力的控制者，而另外一方扮演一个弱小的角色。（Wangh，1962)

这种刻板模式的任何变化会让他们痛苦不已。客体关系的家庭治疗师Jill Scharff(1992) 就遇到过这样的案例，一对夫妻来做治疗目的是让夫妻间能够有更多开放的情感交流，可是当丈夫真的能够开放自己的情绪感受，能够表流自己的脆弱的一面的时候，妻子开始极度的焦虑不安。（Jill Scharff，1992)

如果大家多学习一些米纽琴、鲍温，纳吉的家庭治疗学说，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可能会更加的清晰。其实在夫妻之间的投射认同比比皆是，很多夫妻往往会通过投射-认同来代谢、忽略他们沟通系统中的焦虑，结果往往是彼此的自主性、权力、和亲密性降低。(Scarf,1986; Wilkinson and Gabbard,1995)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个聪明智慧的女人为了配合丈夫对投射过来的好妈妈的表象而努力地避免自己工作能力的发挥、事业的发展。而一个本来情感丰富、才情四溢、有点孩子气的男人为了维持妻子投射过来的好爸爸的表象而不得不变得冷漠、理智，成天去拼命赚钱。他们系统中的爱情的定义便是牺牲自由，相互依赖，从而保持家庭的稳定。

有关这一点，特别推荐大家看看鲍温的理论，他是家庭治疗师中理论建构最完整的一位，虽然有些赶不上后现代主义的时髦，但的确很实用。

现在比较时髦的一个观点是女权主义家Benjamin提出来的，他认为夫妻间的投射认同来自文化的性别偏倚，丈夫被压抑的的无意识中理想女性表象向妻子投射，反之亦然，妻子不能够认同自己具有典型的男性气质，所以把这些东西向丈夫投射。（Benjamin，1995)

最常见的情况是男性投射的那个无意识的理想女性往往是一个乳汁充足的好妈妈的表象，所以很多男人择偶的首要标准是老婆会不会做菜，（满足口欲），同时他们会很难对这个老妈妈般的妻子有亲密行为（乱伦禁忌），或者无法对这个老妈妈-妻子负责，一个吃奶的娃娃自然是不存在为自己的妈妈负责的义务的。

(Kissen,1995,1996)

这种施虐-受虐、依赖-控制关系是夫妻关系的常态，每对夫妻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所谓健康的、发展的夫妻关系之不过在他们的关系中有适当的角色灵活性，双方能够把攻击性和乱伦冲动用比较好玩、有趣的形式表达出来，比如说打情骂俏，做游戏，角色互换等等。

3家庭投射认同和治疗中的阻抗

而那些投射认同过度，角色僵化的夫妻迟早要来做心理治疗，或者以一个人来，或者是夫妻一起来。

治疗师首先面对的便是这些患者的阻抗，如次级获益或者同一性阻抗。治疗师任务除了消除症状之外，还要帮助他们开发自己的关系，减少僵化的投射认同，建立灵活的系统规则。

如果治疗师不愿意做这些事的话，最好提前问患者，你是否愿意为你的症状缓解付出妻离子散的代价？

即便在个别治疗中，我们做阻抗分析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全面地探索夫妻间的角色分配，投射-认同和内摄-认同的模式。需要聚焦于伴侣间的沟通模式，进行澄清和解释。帮助双方能够把投射出去的情绪、表象回收过来。

有关具体的技术操作，建议大家参考伯内恩和哈里斯的有关沟通分析的书籍，特别是脚本分析，其实这个TA的技术要比传统的精神分析的解释容易让当事人接受。当然家庭治疗中的前馈提问、假设提问、循环提问等技术也是完全可以整合进个别治疗中的。如果能够合并家庭治疗就更好。

我们做治疗的目的是：在不违反伦理、法律的前提下，帮助当事人获得心理利益，同时我们自己得到经济利益。而不是去宣扬任何一个学派的观点，拉人入帮会。作为临床工作者，我们作为治疗师和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尊严和自由远比任何学派的“纯正性”要重要的多。

系统观其实是现代科学的基础，属于认识论范畴，它不是专属于某一个学派的。它既然已经被证明是考察人际系统有效的方法，就可以被我们使用。

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其实即便在个别治疗中，也存在着多个同盟，最明显的两个同盟是治疗同盟和当事人的家庭同盟。如果治疗同盟的目标损害到了家庭同盟的稳定，我们需要认真的反思、考虑。

有不少咨询者是在家人反对的情况下来做心理治疗的。如果我们不注意这方面的处理，往往出现的情况是治疗同盟变成了一个理想化的客体，一个患者逃避作为成人需要面对的责任和义务的场所。

这时候往往会出现比较强烈的移情和移情阻抗，治疗师被幻想成一个完美的亲人、情人，而坏客体投射给了现实生活中的亲人、情人。治疗同盟和家庭同盟的关系变成了类似于二战中双方的关系。

这时候治疗同盟越坚固，患者处理分离焦虑和社会适应的能力越退化。治疗同盟中的好客体的投射认同和家庭同盟中坏客体的投射认同会让治疗师和咨询者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分裂、原始理想化等防御。

所以在个别治疗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注意从家庭系统的观点建立治疗同盟。这个同盟是不应该把家属排斥在外。特别是对人格障碍的患者。

我相信大家如果不难发现，其实我们中国的人格障碍和神经症的疗程，特别是动力学治疗的疗程，要比西方国家短的多。除了治疗不够深入、合并了药物治疗等等因素外，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不能忽视的。这便是中国文化中浓厚的家庭情谊。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美国的边缘人格的案例，治疗师主动提出要和家庭访谈，可是家属说，患者已经是成人，有自己的权利，家属没有义务为他再承担什么。这在美国的文化背景中，也不算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

而中国的咨询者，十有八九一生病就有一大堆家里人来关心问候、出钱出力，这固然会造成次级获益，但是大多数时候其实是有利病情的缓解的，我们知道，爱本身就是治疗的力量，所以我们的工作只不过是防止过度的爱造成的依赖，而不是去摧毁这种中国传统的爱的模式。

每一种传统独有其存在的依据，只有新的传统形成，才可能让旧传统消失。作为单枪匹马的治疗师，是不用担负挑战传统的宏图大业的。

所以在个别治疗的过程中，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在治疗的初期、治疗的转折期，治疗末期都安排和家属1-2次家庭教育式的会面。

让治疗同盟和家庭同盟能够协调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家属就应该被纳入治疗联盟中，让他们知道治疗会引起他们家庭结构、夫妻交流方式的什么样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可以利用的资源是什么，是否需要合并家庭治疗或者另一方去参加独立的治疗等等。

下面我们要来看看家庭中的投射认同是如何影响到个别治疗。这最好通过Morton Kieson一个简短的案例片段来说明。

片段1：

艾先生（化名，下同）他为人很被动，工作很拖拉、经常出错，随着治疗进展，他这方面的进步很多。可是这时候，他的妻子却在对他抱怨，说他的治疗没什么进步。听到这个消息，治疗师感到很愤怒，因为治疗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这时候治疗师想起来原来这个患者曾经说过自己的妻子没有性魅力。所以这时候治疗师问患者近来对妻子的感觉如何，令人惊奇的是，患者以前经常把妻子理想化，这一次说的却是对妻子感到愤怒，因为妻子最近对他经常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投射认同的过程，随着患者主动性的争强，他的妻子不在承担以前的那个供他依赖的口欲期母亲的角色――那是一个完全付出、没有自己的需要，特别是没有性需求的妈妈――可是现在，妻子有了要求，妻子在以一个比较接近成人的角色和他交流，这让患者感到很大的压力，他开始又退行回去，开始把妻子投射为一个迫害者、压迫者，同时在治疗中投射这些愤怒的情绪。 如果治疗师这时候不小心，和患者一起指责妻子的“挑剔”。就是加入了这种投射-认同的过程，治疗师其实变成了好客体，而那个坏客体将会继续对妻子投射。而患者的依赖性仍然会卷土重来。

4总结

现在我们知道，个别治疗中的治疗师经常会受到家庭中投射-认同过程的影响，通过反思我们的反移情和反阻抗的感觉，我们可以更好地来理解患者的移情和阻抗是什么样的。

个别治疗中要注意探索家庭中的角色分配，家庭中投射-认同的形式，帮助患者回收他投射出去的东西，让家庭关系保持的适度的开放和灵活，同时患者的内心结构保持一定的弹性。

在治疗的过程中，随着一方的改善，夫妻双方迟早都会由分裂偏执状态进入到抑郁状态。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要经历一个哀悼的过程。所以即便在个别治疗中也需要合并家庭教育或者家庭治疗。

有关这个话题我的发言就到此为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阅读一些Schaff这个人有关客体关系家庭治疗的文献，欢迎大家多多提问发言。

参考文献

Benjamin, J. 1992. The bonds of lov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Giovachini, P. 1984a. Treatment of marital disharmonies: The classical approach. In Character disorders and adaptative mechanism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pp. 221-252.

Giovacchini, P. 1984b. Characterological aspects of marital interaction. In Character disorders and adaptative mechanism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pp. 253-260.

Kissen, M. 1995. Meshing character structures in couples. In Affect, object and character structure.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pp. 221-232.

Kissen, M.，1996,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A resistance in couples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New York: Winter 1996.Vol.50, Iss. 1; p. 54-66

Scharff, J. S. 1992. Projective and int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the use of the therapist's self.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Scarf, M. 1986. Intimate partners. Patterns in love and marriage. The Atlantic Monthly.

Wilkinson, S. M., and Gabbard, G. O. (1995). On romantic space.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12, 201-219.

Wangh, M. 1962. The "Evocation of a proxy." A psychological maneuver, its use as a defense, its purposes and genesis.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17, 451-47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