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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和治病，总是变化于汗、吐、下三法之间，这就是给病邪以出路的道理。

张子和在《儒门事亲·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全》中说：“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虽愚夫愚妇皆知其不可也。今之医者曰：‘当先固其元气，元气实，邪自去。’夫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气巳交驰横骛而不可制矣。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其余有邪积之人而议补者，皆鲧湮洪水之徒也。今予论汗、吐、下三法，先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

只要有病邪存在，便得使病邪完全撤去，张子和在这一点上是很有见解的。

当然给病邪的去路，是否局限于汗、吐、下三法，这又不然，张子和在这个问题上已作了明确的解释。

他说：“予之三法，能兼众法，用药之时，有按有跷，有揃有导，如引涎、漉涎、嚏气、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灸、蒸、熏、渫、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瘀、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此余之法所以该众法也。”（《儒门事亲·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全》）

不同的病邪给以不同的出路。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高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剽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血实宜决之。”

又《至真要大论》说：“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者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所以表实证应发表，使病邪从汗而解。里实证应攻里，使病邪从泻而解。

案一

曾治疗一水气病，全身浮肿，医生一再以真武汤与五苓散合用予服，浮肿始终未消。

诊其脉沉细弦，时有微恶风寒，舌苔薄白。知其为阳气郁于表，不能宣发的风水证。

即用麻黄附子汤：麻黄20克，附子15克，灸甘草10克。

连服两剂，汗出而肿消。

按：阳郁于表，只宜温补合辛散，不得合淡渗。

案二

另治一痰饮患者，服用术附汤已上百剂，不但饮邪不减，反而日渐浮肿。

诊其脉沉弦有力，舌干少津，经长期专益脾肾之阳，阳气鼓激痰水四溢，过在补而不泄。

遂投以五苓散重剂：桂枝15克、猪苓15克，茯苓50克，泽泻25克，白术15克。

籍其苦降淡渗之性，以导水邪外出。

经服四剂后，小便通利，浮肿尽消。

按：同样的浮肿，却是两个不同的结果。前一证是给病邪的出路不当，该用辛散，而错用淡渗。后一证是补而不泄，不给病邪以出路所造成。

吴又可治病，亦颇注意给病邪以出路。他说：“热不能自成其热，皆由邪在胃家，阻碍正气，郁而不通，火亦留止，积火成热。但知火与热，不知因邪而为火热。智者必投承气，逐去其邪，气行火泄，而热自已。若概用寒凉，何异扬汤止沸，每见今医好用黄连解毒汤。……每遇热甚，反指大黄能泄，而损元气，黄连清热，且不伤元气，更无下泄之患，且得病家无有疑虑，守此以为良法……。盖不知黄连苦而性滞，寒而气燥，与大黄均为寒药，大黄走而不守，黄连守而不走，一燥一润，一通一塞，相去甚远。且疫邪首尾以通行为治，若用黄连，反招闭塞之害，邪毒何由以泄？病根何由以拔？”（《温疫论·妄投寒凉药论》）

吴又可以为黄连性寒不泄，只能制热，若内有实邪，必资大黄以泄之。若畏大黄之峻，而徒以黄连清之，反将热邪遏阻，内伏益深，攻治益难，这是很有道理的。

凡治病总宜使邪有出路，应下的，不泄之不得下。应出的，不散之不得出。

（本文摘自《名老中医医话》，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出版，主编刘强，作者任应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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