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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本人刚开始研究火神派时，即将火神派分为经典火神派和广义火神派两类，当时并没有多想，只是就现象来看，虽然同是火神派，同样擅用附子，但各家传人的选方用药理路却有明显不同，象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等人的风格较为一致，大多数是选用经方，与郑钦安的风格相近；而象祝味菊、卢门等人就另有一套，如祝氏温潜法，卢门的桂枝法、附子法等，很少用经方，显然不同于吴佩衡、范中林等人，明眼人一看他们的医案就知道。由此，出于研究的需要，就分了经典火神派和广义火神派两类。

随着研究的深入，回过头来看，这种分法确实显得必要，对于研究火神派，分清源流，是十分重要的。

广义上说，一个医家如果重视阳气，擅用附子，就可以称之为“火神派”。不擅用附子，就不成其为火神派，乃至诸多火神派名家被冠以“吴附子”“祝附子”之类的雅号。所谓“擅用附子”，虽然体现在广用、重用、专用、早用四个方面，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只要广用，即广泛应用附子就可以称之为火神派，亦即广义火神派。由此才涌现了火神派传人各种不同的用药风格，也可以说，派内有派。

诚然，派内有派这种现象在各家学说中是常见的，例如温病薛、叶、吴、王四大家虽同属温病派，但各家是有各自侧重的。裘沛然教授说：“医有一定之理，但无一定之法。”理论是一定的，但治法用药却是“无一定”的，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关键是，作为开山宗师，郑钦安的用药有什么特点，研讨他的用药风格，有助于我们领悟较为正宗、纯粹的火神派风格。同时，作为火神派源头，通过比较看出后世传人的某些用药风格，与郑钦安有什么不同。很明显，这不是简单的处方形式问题，而是学习郑氏学说、明确选方用药的基本工夫，“遵得佛法便是佛，遵得圣道便是圣。”这就是分清经典火神派和广义火神派的意义所在。

经典火神派的用药风格最重要者有两点：

一、选方以经方为主

郑钦安的学术根源于伤寒论，选方用药具有明显的经方法度。他崇尚仲景，尊“仲景为医林之孔子”，“真是仙眼仙心，窥透乾坤之秘；立方立法，实为万世之师”；他熟谙六经，认为“三百九十七法，法法神奇；一百一十三方，方方绝妙”，他著有《伤寒恒论》，卢铸之先生称“郑师为仲景后第一人也”，他对伤寒研究之深之精，无需多议。

因此，从理论上他偏重经方，倡用经方。临床选方则以经方为主，有道是“知其妙者，以四逆汤、白通汤、理中、建中诸方，治一切阳虚症候，决不有差。”治阴虚则“人参白虎汤、三黄石膏汤，是灭火救阴法也；芍药甘草汤、黄连阿胶汤，是润燥扶阴法也；四苓滑石阿胶汤、六味地黄汤，是利水育阴法也。”看得出，无论阳虚还是阴虚症候，大多数选用经方，这一点没有疑义，“决不有差”。

郑钦安虽然有时亦称“经方、时方俱无拘执”，但作为一个伤寒学家，他确实偏重经方，“所引时方，出不得已，非其本怀”（《医法圆通·沈序》）。因为时方“大抵利于轻浅之疾，而病之深重者万难获效”，终究倡导的是经方。

二、用药简练

经方用药是简练的，113方仅用药93味，平均药味为4.18味，由3～8味药组成的方剂最为常见，占82.3%。其药味加减也是十分严谨的。明代川医韩飞霞说：“处方正不必多品，但看仲景方何等简净。”“简净”二字说得何等传神。

郑钦安运用经方，谨遵仲景法度，用药精纯不杂，每方多在四五味、七八味之间，加减不过一二味、二三味，所谓“理精艺熟，头头是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决不胡乱堆砌药物，更无所谓“广络原野”之芜杂，法度简练。从他自创的几个方剂亦可看出，潜阳丹、姜附茯半汤均为4味，补坎益离丹5味，而姜桂汤、附子甘草汤则仅仅两味，确显经方用药特点。

综上所述，郑钦安选方用药具有明显的经方法度：选药以经方为主，用药精纯不杂，每方多在五六味、七八味之间，加减不过一二味、二三味，法度谨严。决不胡乱堆砌药物，更无所谓“广络原野”之芜杂，这就是郑钦安的用药风格，具有这一风格者，编者称之为“经典火神派”。

后世较为忠实的继承了郑氏学术思想，选方用药带有明显的经典火神派风格者，如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周连三、曾辅民、黎庇留、萧琢如先生……，堪称经典火神派的代表，观其医案具有鲜明的经方法度和郑氏风格。仔细考究，发现他们大多数医案用药不超过八味，虽非定例，究少例外。！！经典火神派继承了经方药简方精的风格，即或不用经方，投药也是简练的，典型如郑氏研制的潜阳丹、补坎益离丹，每方仅用药4味，确是经方法度。！！如此简练的用药风格，应该说是一种纯正的境界，需要多年修炼，绝非一蹴而就。

为什么要堤倡用药简练呢？当然是治病求本的要求。治病求本，讲究用药专精，有的放矢，景岳指出：“凡看病施治，贵乎精一。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天下之方，活法虽多，对证则一。……既得其要，但用一味二味，便可拔之；即或深固，则五六味、七八味，亦已多矣。然虽用至七八味，亦不过帮助之、导引之，而其意则一也，方为高手。”用药不能“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范文甫云：“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用药精耳。”

古人云：“用方简者，其术日精；用方繁者，其术日粗。世医动辄以简为粗，以繁为精，衰多哉”——是说医生用药少者，其医术越精；用药多者，医术越粗陋。俗医动辄以用药少为粗疏，以用药繁多为精当，差得太远了。衡量一个医家医术如何，有个简单的方法，不用看他药开得好不好，只看他的方子开得大小，药味多少。药味少者水平高，药味越多水平越低。一个方子若是开出二三十味来，肯定不足观。俗语说，“药过十二三，大夫必不沾。”意思是说开方若超过十二三味药，这个大夫肯定不靠谱。其意与“用方简者，其术日精；用方繁者，其术日粗”相比较，前者更通俗，后者更典雅，二者异曲同工。

须知，随意多安药味，有时非但不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作用，反而可能一加一小于二，原因就在于那些药物互相掣肘，影响主药发挥作用。系统论的不相容原理指出：“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增大时，我们使它精确的能力必将减小，在达到一定阈值以上时，复杂性和精确性将互相排斥。”既或顾炎武也曾以“官多乱、将多败”之理谈及此事：“夫病之与药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术已疏矣。假令一药，偶然当病，他味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说明用药贵精不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