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正气的总理讲话实录，投射出坚强的心理品质，值得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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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同志们：
根据大会的安排，现在我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也许要超过大会规定的时间，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这个关，一会儿还得提问题，还不如我主动“交代”为好。
第一，我的简历。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晚，经历比较简单。我1928年10月出生于长沙，中学都是在湖南省念的，194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华大学，念电机系。入大学后就参加了学生运动，1948年冬天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当时的计划处处长先是柴树藩同志，后是袁宝华同志。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我随马洪〔编者注：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安志文〔编者注：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等同志到了国家计委，这时是1952年11月。在国家计委一开始是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工作，之后我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的秘书。后来由于张玺同志患癌症，我同时就兼任了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直到1957年，赶上了“大鸣大放”、反右派。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但是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我想是因为国家计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都十分了解吧。因此，我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在开始的一两年，我担任国家计委老干部的业余教员，教数理化，后来恢复我的工作，在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业处工作。我非常感谢国家计委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始终没有把我下放，使我有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尽管我们还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一个集体农场，但终究是在农村，所以对农村的了解、对劳动的体会还是不少的。这五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1975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当时我的关系还在国家计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 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这一段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对我也是极大的教育，使我有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到1978 年，马洪〔编者注：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同志要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错划我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职务。这个时候是袁宝华同志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康世恩同志担任主任，要我回国家经委，因为国家经委实际上是从国家计委分出去的。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后，我开始担任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担任经委副主任，1985年担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一直到今年年初，就到上海来了。这就是我简单的经历。
第二，同志们要求我说说政绩。这个是难以启齿，不好说啊！当然，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间，尽管在1957年以后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我始终相信我会得到我们党的正确对待。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或者说我是力求这么做的。
第三，自我评价。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在很多方面比我的几位前任，特别是比江泽民同志差得很远。我讲三条：
第一条，我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刚才讲了我25年在国家计委、10年在国家经委工作，基层工作经验就是在管道局很短的一段时间，既没有当过厂长，也没有当过区县的领导。江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而且是大厂的厂长。我也不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对人民的疾苦了解不多。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弱点，今后恐怕在这些方面还要犯一些决策的错误。
第二条，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我没有在地方工作过，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来了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工作确实是复杂，确实是难做，所以江泽民同志经常讲他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我现在也体会到了。
第三条，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宋平同志在我来上海工作之前和我谈话，他说你要求干部严格不是你的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这些都是语重心长的话。说到我的缺点时，他说你应该学习周总理，批评同志后让人感到你应该批评，觉得是你对人家的关心。我确实是缺少领导者这样的一种品质，但我希望同志们监督我改正。说老实话，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
《朱镕基答记者问》，发行130万册；
《朱镕基讲话实录》（一套四本），发行140万套。
8月12日，由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向全国同步发行，首印数为110万册，这是个惊人的数字，一本书能卖5万册就算畅销书了。“因为《朱镕基讲话实录》发行时，印刷跟不上，所以这次吸取教训，一次印好。”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笑称朱镕基为“超级畅销书作者”。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朱镕基就任总理时这段誓言犹在我们耳畔。钢铁不是一天炼成的，当总理前他是怎样工作的？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间他主政上海，经常即席演讲，或幽默或严肃，充满生动的个人色彩。出版社将大量仅有录音或录像的即席讲话整理成300多万字，最终挑选出30多万字编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85岁高龄的朱镕基审阅了全部文稿，他定了一个选文原则，就是忠实历史——凡别人代笔起草的、已经公开发表的一律不选。
透过这本书，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工作思路、工作作风、襟怀和个人魅力。
细处收拾百姓心 蓝图勾画新天地
1987年，朱镕基从国家经委副主任位上“空降”上海担任市委副书记，1988年被选为市长，后任市委书记。
朱镕基接手时，上海正处于尴尬的转型期，一方面原来计划调配的能源、原材料必须议价购买，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年财政收入由1985年的181亿元滑落至1988年的约153亿元；另一方面，因为历年财税大多上缴国家，上海在城市建设方面欠账多年，民生问题突出。
“李瑞环同志认为，干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振奋人的精神，增强人民的信心……否则，干什么都没有人响应。”从城市建设入手难度大，也不具备经济条件。朱镕基向李瑞环请教后，将副食品供应作为突破口。市民住房拥挤，他向当时还是香港仲量行董事的梁振英谦虚请教，拿出国家、企业、个人一起努力的政策；市民上下班要花两三个小时，他拍板规划环线快速路，筹建地铁……上海市政府研究室原副主任郑辛逸评价说，他问题抓得准，工作思路对。“两桥一塔”（南浦大桥、杨浦大桥、东方电视明珠塔）矗立，市容一年一个样，使人民深受鼓舞。
作为市长，他的眼光又要着眼全局和未来——
上海精耕细作多年，潜力基本挖尽，陷于人口拥挤、交通困难、工业集中的困境，而一江之隔一片空白的浦东靠海有港，正是上帝赐予的宝地，是上海未来的希望。朱镕基大力筹划，接二连三地向中央汇报请求，1990年4月终于获得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他要求按一流国际城市的标准规划浦东，并设想在最北端建一个迪士尼乐园。黄书元说：“在20年前，上海包括全国，很多人都存有疑虑。”可以想象，需要什么样的眼光和坚持，才能成就今天的辉煌壮丽。
借开发浦东之机，朱镕基提出“同世界经济接轨”，大胆推出关税豁免、自由进入、土地批租、开放外资银行、推行股份制等一系列特殊政策。
他着手组建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外商投资项目从原来要盖126个章改为一个图章完成全部审批手续，令外资进入上海的速度和规模成倍增加；
上海实行财政包干，他将财权、行政和社会事务下放权力给区；将经济管理权由委办局分权给企业，实行政企分开；
他大刀阔斧调整产业结构，领导传统工业“金蝉脱壳”、“返老还童”，同时大力扶持电子、汽车、信息技术等新一代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被小平同志称赞为“懂经济”的领导人。
1990年12月19日，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
短短4年，他为上海成为国际金融都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空谈误国，清谈也误国”
朱镕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刚正不阿、铁面无私，而书封这张他在上海工作时期的照片，却显得温和、明朗。
他的从政之路非常奇特，因为给党组提意见被打成“右派”蹉跎20年，而从正处到副国仅用了不到10年。“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
作为市长的候选人同人大代表的见面会上，他不谈政绩却讲了自己三条缺点：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经验、性情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
为什么急躁？“看到人民群众疾苦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事情办得这样慢吞吞，特别是那种不负责任的情况时，我的心里就发急。”“很多同志都很爱护我，说我的脾气太大了，批评人家太狠了，往往当着别人的面使人家下不了台，而且今天要撤这个人的职，明天又要撤那个人的职，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是怎么样的下场？……但是不公开批评，往往难以使大家吸取教训。所以，我把自己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同志们，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要为上海人民服务好。”
尽管这样，当时的照片上，他周围的人脸上却多是全神贯注和由衷的笑容。因为他做的是实事，循的是正理。他常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