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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功绩卓著,但非十全十美;癌症研究进展明显,也未获全胜。最近良渚古城遗址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意义非凡,证明中华文明与其他古文明一样久远,且从未中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崛起证明中华文明是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形成特色的重要背景。医学是人文与科技结合的学科,是否也可能通过洋为中用+中华文明而形成中国新医学呢。
笔者是外科医生,然而家母的阑尾炎穿孔弥漫性腹膜炎、内子的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和家兄的需作气管切开的肺炎,均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免除手术而愈,提示中西医结合值得探索。由于历史的发展,西医在局部与微观方面远胜于中医,而中医则在整体和宏观方面胜于西医,二者可以互补长短。由于西医多没有学过中医,作为第一步,也许西医技术+中医理念值得探索。
中医理念基本上概括在《黄帝内经》中,它与老子、孔子、孙子等的思维一脉相承。早年毛泽东已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西医要跟中医学,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钱学森也指出:中医的特点在于从整体从系统来看问题。屠呦呦获诺奖掀起中药寻宝热,笔者以为中医理念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它是中华文明精髓在医学上的体现。拙著《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中曾罗列中西医可能整合的12个方面,仅略示数例。
1、局部与整体整合。中医强调“阴阳”总领全局,无论养生、诊断与治疗均强调阴阳。阴阳是事物对立统一的概括,如天与地、局部与整体…;提倡全面、一分为二、动态地看问题。中医整体理念+西医局部精细应可互补。西医历来重视局部,但近年顶尖杂志进一步注意到癌症是全身性疾病,如微环境和肠道微生物均可影响癌的生长、转移与疗效。提示只针对癌(局部)的相关基因还不够,需要考虑微环境与外环境(全局)。为此在局部消灭肿瘤后,还可考虑用西医技术(不是中医中药)进行整体的改造,即近年出现的神经、免疫、内分泌、代谢等干预。
2、攻邪与扶正整合。中医强调辨证论治,“有余泻之,不足补之”。过去晚期肝癌常用化疗“攻”,后以为加上中药“攻”会更好,结果生存期却缩短;而在化疗时用中药“补”则生存期长。如不用中药,在放化疗(攻邪)的同时,合并免疫治疗(混合菌苗)扶正,也看到生存期延长。
3、堵杀与疏导整合。以疏为主的都江堰,是全球2300年唯一仍在用的水利;而以堵为主的埃及阿斯旺水坝,20年后尼罗河出现严重生态失衡;笔者又看了1500年仍在用的通济堰,以引灌为主,坝高仅2.5米,提示疏堵结合是可能的。急可用堵,而从长远看,疏更能持久。内子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用中药“疏导”,免除了手术。
4、多益与复衡整合。中医主张“阴平阳秘”,强调“复衡”(适度)。《内经》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果肉果菜,食疗养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而西医常主张“多益”,因此导致“过度”。如化疗/抗菌药主张用足,还要追加;运动、保健品(如维生素C/E)也常认为越多越好。历史证明外科的超根治、强化化疗等多已淘汰。近期文献也已注意到“过犹不及”,如发现用新辅助化疗的保乳手术,局部复发多。为此参照中医理念来应用西医技术,值得探索。
5、治病与治病人整合。科学进步,医学由整体向局部深入,治病变成修理机器。而中医强调“精神不进,病不可愈”。一例肝癌术后化疗,一年后复发再手术,再复发用射频,5年内复发4次;而改用干扰素和每天游泳后,却18年无瘤生存,提示调动病人自身潜力的重要。实验证明适度游泳延寿与提高内源性多巴胺有关。
6、医学关系人的生老病死、民族盛衰,相信通过百家争鸣和精细实践,将能梳理出有中国思维的中国新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专家介绍——汤钊猷院士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国际抗癌联盟(UICC)理事,国家教委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肝癌的临床诊治和基础研究,首次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攻克早诊早治的关键技术,大幅度提高临床疗效;首次建成“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并提出肝癌转移新理论,这两项研究成果显著提高了我国肝癌诊治水平,挽救大批患者生命,并以第一完成人获得1985年和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积极推进国际和国内肿瘤学术交流,曾2次担任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主席,主办7届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并任主席,成为亚太地区最有影响的肝病会议;主编《现代肿瘤学》等9本专著,参编《临床肿瘤学手册》等10本国际专著,发表SCI论文400余篇。他热心科普,执笔撰写了多部关于肿瘤和控癌思想的科普书籍,并多次获得全国和上海市优秀科普图书一等奖称号。从医60余年,荣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中国医学科学奖、中国工程科技奖、吴阶平医学奖、陈嘉庚生命科学奖和上海市科技功臣奖、上海市教育功臣奖,并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白求恩奖章,1987年获邓小平同志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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