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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伟俊
1972年4月,我经安徽省组织上的安排,又回到南京,跟随先祖父邹云翔教授侍诊,学传统中医。记得在这年夏天与先祖父纳凉时,他常常与我讲起张简斋先生昔年在重庆行医时的诸多往事,以及他俩之间的情谊。我这才知道,先祖父生平还私淑过简老,他俩在医道上也有过师承关系。当时,我与先祖父都为简老的生平医道被埋没而唏嘘不已。
考张简斋,乃是著名的金陵大医家,当代金陵医派的奠基人,为此,我也一直想认真地写一写简老那如烟的往事,聊以寄托一种人生的哀思。到了今年7月,简老逝世已六十二周年了,也没有见到报刊上有什么人为简老写点纪念文章,为此我感慨万分,于是我就写了这一篇文字,亦借以缅怀一番已故的中医前辈。
张简斋(1880~1950),字师勤,祖籍安徽桐城,在简斋出生时,张氏迁居南京已有数代,前辈皆行医。简斋生于清季,年少时就博闻强记,16岁时曾参加科举,为前清末代贡生(拔贡)。简斋17岁时便在其父张厚之的指点下专攻岐黄术,已有志于用医道济世利民。简斋25岁时,清廷下令废除科举,于是他潜心继承家传医道,再也无意于世俗功名。简斋刚过而立之年,便目睹了华夏江山改朝换代。奈他年过不惑时,还未能医运亨通,求诊者尚寥寥无几,当时举家食粥,家境极为清贫。
1925年春夏之交,南京温病流行,医家多习用清凉方药作对治,皆效不显著。简斋见状则另辟蹊径,采用小柴胡汤法,以和法治之,又辅以辛温宣散之法,取效者众,使不少温病患者立起沉疴。从此简斋时来运转,一举成名。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逾不惑之年的张简斋已蜚声中华医坛,家境也日见小康了。当时世称医术高超的“南京二张”,其中之一便是张简斋(另一位是张栋梁)。后来医坛又称“南张北施”,为当时中华医林之尊,其中的“南张”便是指张简斋(“北施”则指北京名医施今墨)。
1933张简斋曾以两剂药治愈国民政府要员林森的隐症,林森便亲自书写“当世医宗”一匾相赠。后于1942年,林森在重庆病危时依然相信张简斋的医道,曾延请简老诊治(当时简老诊病后未开处方,认为病已无可救药了)。1941年夏天,简老还在重庆治愈过宋美龄的胃疾。1943年,时任抗日远征军司令长官的陈诚因胃病复发,亦曾延请简老乘飞机赴昆明诊治,简老一周内便将陈诚的胃病治愈,然后速速返渝。
1945年,简老又曾以三剂中药治愈过宋子文的腰痛症,本来蔑视中医的宋子文就此也不好意思再瞧不起中医了。抗战胜利后,张简斋还在南京治愈过董必武的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1947年中共代表团从南京北撤回延安前夕,周恩来与邓颖超还特地赴城南鞍辔坊的张氏寓所,与简老话别辞行。叹简老以一介布衣之身,以其洁身自好,谨言慎行而能周旋于当时的军政要员之间,甚是难能可贵。
张简斋曾向学生们自述,其医道是从张仲景医著及邹澍疏注的《本草经》入手,后又融会了清代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雷少逸等各家时病医著,并参考《医宗金鉴》《医学心悟》《医通》《沈氏尊生方》等各家医书。其实,张简斋又精通《内经》医理,且博采明代王肯堂、清代叶天士、尤在泾等吴门医派各家之长,而于清朝徽州医派程钟龄之《医学心悟》尤有心得。因此张兼通临床各科,而尤善治疗杂感和疑难杂症(包括妇科)。
因其在重庆行医时(起码在重庆日寇空袭频繁时期开始)应诊的病人太多,他不得不同时给三个病人看病,左右手分别替乙、丙两人切脉,身旁坐着两个侍诊门生代写处方,口中则报出前一位甲病人的药方让侍诊门生抄录,最后处方则由他亲自审正。他如此用双手同时按脉诊病的方法,居然手到病知,药到病除。简老之后一直如此应诊看病,因此被世人称之为医林奇才。
1934年,54岁的张简斋偕同南京著名医家随翰英、张栋梁、郭受天、杨伯雅等南京中医界名流,捐款筹办成立私立南京国医传习所,以求仿孟河医家丁甘仁,培养中医后继人才。后国民政府将南京保泰街北极阁下的三皇庙东西一带的十七亩地产作为该传习所的产权,当时教职员工已达二十人,招得学生百余人。所授课程有国医基础课(由郭受天执教)、儿科(由随翰英执教)、外科(由张栋梁执教)等,还教授一些西医课程,张简斋亦亲自执教。
该校规定学生毕业前,须到上述这些名中医的私人诊所去临证实习,并经考核后方能毕业。张简斋在中年时期不幸染上鸦片瘾,蒋介石为此而批了“全一人活万人命”七字,表示容忍。其实,这是当时全社会对简老的一种特殊尊重,后来简老还特地请人将此七个字刻在烟具上。奈自后烟瘾之魔也一直随他终身,让他与世上众生只能有七十年的尘缘。
抗战初期,年近花甲的张简斋决定离开南京沦陷区,以示民族气节。简老因此于1937年12月上旬南京失守前夕携全家渡江北走。不幸在安徽省的滁州遭到土匪绑架,全家又不得不在匪窟历二月,家财则被抢掠一空。后张氏全家脱险后,前往武汉暂住。
陈立夫先生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中曾有过这样的一段精彩的回忆:民国二十六年,我有一位同事在汉口天主堂医院,患腹膜炎症,发高热,医生束手,诊其只有六个钟头可以维持生命。刚巧名医张简斋来访,我就一把拖他去医院。他说尚一线希望,开了方,煎了药。我就用热水瓶带给他吃,居然热度降了下来。我去医院,医生很奇怪,我向他报告经过,并向他道歉说我不该将中药带进医院,不过救命如救火,死马当做活马医罢了!你们猜猜这位医生怎么说?他说这不是中医的效果,是上帝不要他罢了!呜呼!世界上竟有如此不重事实的医生,成见之深竟至如此者。
陈立夫先生又回忆他在1943年患上了痢疾,当时西医用药过量,导致病情恶化。后陈立夫飞返重庆后急请简老用中药治疗,数剂即愈。陈立夫之兄陈果夫先生患上了肺咯血症,张简斋曾予之精心调治,用中药止住了陈果夫的咯血。后1948年秋,陈果夫在南京时肺病又发,左胸侧溃洞流脓,请当时的名医会诊,其中的中医就请了张简斋。陈果夫后来能存活到20世纪50年代初,张简斋实是功不可没,陈果夫因而倚之如救星。陈氏兄弟该是深知简老医道的当代见证人了。
张简斋在武汉住了半年左右,后于1938年秋季从武汉抵达重庆。当时日寇飞机对重庆频繁轰炸,简老家也数度迁移,一度曾避居重庆南温泉乡一带,举家惊恐不安也达数年之久。直到1941年,简老才在离重庆市中心校场口不远的石灰市地带安定了下来,继续开设国医诊所悬壶济世。当时简老诊所依然像在南京一样的门庭若市。
1945年冬,美国《生活》杂志驻重庆特派记者白修德(Theo-doreWhite)曾带一个女秘书赴张宅专程采访张简斋,并写了一篇专稿,开头便说:现在重庆最忙的人、不是TV宋(宋子文),也不是陈诚,而是一个医生张简斋。
在这篇专访稿上还报道了当时张简斋对中医学术的看法:中医学理论是哲学科学,立论气化、天地人三才、自然阴阳五行生克逆顺,非不明生理,是天人相应合而立论的。中医治疗具体分析,按阴阳五行、经络脏腑、气血盛衰、虚实邪正进行辨证用药,论治是有法则的,这和西医看病不同。中医学本用哲理辨证,有法有方,故中国国医学术是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本位化的,是保持传统的。因此,当时国内不少以中医科学化自居的时贤,常常指责张简斋是复古派、保守派。
面对时贤们的极端指责,张简斋倒也不以为然。他在重庆一如既往地积极促进中医学术的继承工作,每到周末的晚间,他便在其诊所召开常务例会,谈论相关问题。当时张简斋的诊所与吾先祖父邹云翔的诊所相距并不远,吾先祖父亦叹服其医道,曾手抄过数百例简斋医案,自谓私淑张氏医道也。奈这批医案皆因在抗战后船难而沉没于三峡江底,不能重见天日矣。
记得先祖父曾于20世纪70年代初,向我介绍过张简斋昔年在重庆时的一则轶事。1940年的5月3日和5月4日,日寇轰炸重庆。当时张简斋的石灰市诊所有防空设施,故未疏散到乡间。吾先祖父则疏散到离重庆市区七十余里的歇马场乡间。当时某官员亦避难此间因罹木僵病,全身僵直,卧床不能动弹。其家属便请吾先祖父前往诊治。先祖父诊毕,开了药方,并告其家属云,此为督脉经病,督脉属肾阳,肾阳为阴寒所遏,寒阻血凝,络脉失和,宜温通督脉,驱散阴寒,兼活血和渗湿为治,约三剂可起。其家属审视药方后,顿时脸有喜色,表示对此方极有兴趣,并谓其夫所患此木僵病已是再次复发。
1938年第一次发病时,曾经张简斋一剂即起。她又随即出示昔年张氏所开方。其方亦开十二味左右,仅二味使药与吾先祖父方有异,余皆相同,而张氏方中的附子却用至一两。可见其用药大胆,不墨守成规。当时先祖父阅后深为折服,并说,简老诊病精当,方子确实高明,其用附子一两,通阳力大,故能一药而起。今吾用附子五钱,故须三剂而愈(后果然三剂而愈)。昔年先祖父在世时曾多次向我介绍张简斋于重庆时用升气的柴胡治愈便秘症之例。当时简老曾答吾先祖父之质疑,指出治病必明升、降、开、合之道,指出便秘若因气机失升而用柴胡升之,何其不可?
记得1983年冬,重庆名老中医张锡君曾向我介绍过一则医案抗战期间,重庆一富人于夏秋间因饮食不慎而患菌痢,日圊近百次,里急后重。起初病家延张锡君医师诊疗。张锡君通中西医二术,考虑菌痢既已能确定,炎症无疑,而后重则宜通下,立即用清热消炎通滞之剂证治。奈药后不应,病家急请重其剂,但仍乏效。张锡君于是便介绍张简斋出诊。
简老用荆防败毒散合小柴胡汤复方治之,以轻剂升清之法治之。而且柴胡只用三分,荆芥亦仅用至五分。此方居然一剂即获大效,病家有痢减至每日行一二十次矣。后简老出诊四次而治愈。张锡君曾问简老,何以如此轻剂而能见效,前投重剂却反不效?简老强调,此症为清气失升之象,唯有用轻剂升清才能愈,何必重剂!简老医道之精深,医术之高超,于此已可见一斑矣。现在我也知道,简老所用的就是著名的孟河和缓医道。
在重庆时,张简斋每天的门诊量达百余人之多,故其门诊收入也颇丰。张出诊时,对有交情的显贵一般是不收诊金的,但逢年过节时,这些显贵们馈送张简斋的厚礼也颇为可观。但简老绝非好利之徒,他对一些赤贫者长期实行免费看病,还每天送十个号,由设在重庆最热闹的都邮街“社会服务处”向贫病者分发。
有时,张简斋还在他的处方笺上批明贫病者免费送药,其药费皆由药店每月到他家中结算。张简斋常常训诲弟子与家人“积善之家庆有余。医生济世救人,以德为先”。在南京时,每当岁末年尾,张简斋也总要带上全家子弟,随同他到奇望街口一带,散发米票、零钱。夏天则施药茶水。张平时施衣施材,对慈善事业都能慷慨解囊,就此一德,就值得当今医生们感叹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翌年5月初,66岁的张简斋由其儿子张祖淼陪同,乘飞机先行返回柿邢阔别已久的南京故地,结束了为期八年的人生流亡生涯。自后简老依然在他那城南的鞍辔坊一号旧居悬壶应诊,也继续在南京故地举办国医传习所,依然希望祖国医学能绵绵不绝于世。
1947年,张简斋的夫人陈氏因患老年性肺炎而先行去世(终年63岁)。陈氏生性忠厚,待下宽和,是位贤妻良母式的旧式妇女,育有一子一女。翌年春,简老又自撰了一副对联“不谏往者追来者,尽其当然听自然”,并请陈立夫书写后悬于客堂,作为他暮年的自勉。
这时他常告诫弟子说。君子不为天下先。显然,简老当时对自已的人生,对国医的前景都已有所了悟,暮年他也只求顺乎自然,不再去作丝毫的勉强了。本序文写到这里时,在我脑海里忽然冒出了老子说过的话。我有三宝,持而得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于是我也就领悟了简老其名中的真义。简者,俭也。原来简老生平在用国医体现老子之道,在追求国医中的“无为而治”医风。现在我编的这本简老医案难道还不能体现“无为而治”的医风吗?那不就是祖国医学的精髓吗?
简老当时每天的门诊人数常有百余人,而他每天的生活规律也还是与在重庆时一楼中午起床,吃点心(即早餐),然后看门诊,二直看到晚上十时。这就是他每天的主要工作。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午餐”时间实际上已在傍晚了,而且又常在诊桌上吃完这顿延后的午餐。
这顿“午餐”也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不过是四碟小菜二两面条而已,其生活简朴如是。简老在晚上十时结束门诊工作后,便上楼吃晚饭,约两小时后,至夜半十二时便又开始出诊工作。关于出诊,他一般预约好出诊对象,按远近路线依次上门看病。出诊毕,已快天亮,便悄然回家歇息,有时甚至和衣而睡。
1950年3月,张简斋忽患伤风感冒,后内陷,转为老年性肺炎。是年7月,这位已经充满无限人生感慨的金陵大医家就此溘然长逝。这年,孟河医派的最后一位大家谢利恒也离开了人世。他与简老好像是约好的,其实是造化的安排。从此,中国永久地失去了“南张”,张简斋的医道及赫赫医绩也随之销声匿迹……
汪阿姨谈张简斋先生
作者/娄绍昆
我在读《伤寒论》的时候对于甘草泻心汤的证治比较模糊,汪阿姨把它列为常用方剂其中必有奥妙。 “汪阿姨,你是如何使用甘草泻心汤的?”
“这是张简斋先生治疗疑难疾病的常用方。”我不知道张简斋先生是谁,但是一定是汪阿姨心仪的一个名医。“汪阿姨,张简斋先生是谁?”
“张简斋先生是南京名中医,”汪阿姨说,“当年民国诸多达官名流如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于右任、何应钦、陈诚、程潜、谷正伦等都求诊于门下。一九四六年,我居住南京,经人介绍认识了张简斋先生,他为了病人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当时诊务很忙,门人很多。然而听说我一个弱女子却喜欢岐黄之术,又出生于中医世家,已有一定的医学基础,就感到十分好奇,与我交谈之后,认定我具备学习中医的素质,就同意我到他家学习。不过他要我先在随翰英医师的‘南京国医传习所’学习三个月以后,再到他家中侍诊。可惜我在张简斋先生家侍诊的时间不长,一共只有半个月,因为父亲的突然去世而中断了这次机会。”原来如此,汪阿姨曾经受过名家指点,所以有这般的见识。
“ 张简斋先生外貌长相怎么一个样子?”
“张简斋先生平易近人,谦恭和蔼,但是身材瘦矮,貌不惊人,右脚还有点儿跛。”
“ 张简斋先生的家住在南京的哪里?是怎么一个样子?”
“张简斋先生当时家住在鞍辔坊,房子很大,所以他就在家中看病。他的客厅布置得特别的典雅朴素,墙壁上挂着一幅陈立夫先生亲书的对联。”
“汪阿姨,你还记得陈立夫先生撰写的对联的内容吗?”
“张简斋先生说,对联的内容是他自己撰写的,只不过请陈立夫先生代为书写一番。对联的上联是:‘不谏往者追来者’; 下联是:‘尽其当然听自然’。”
“汪阿姨,张简斋先生是如何使用甘草泻心汤治疗疑难疾病的?”
“张简斋先生对于慢性腹泻,或者经常大便溏薄不成形的病人只要出现口苦、尿黄,一般都使用甘草泻心汤。”汪阿姨回答道:“许多疑难病证的病人,只要出现上述的胃肠症状,都有较好的效果。”
“汪阿姨,张简斋先生的甘草泻心汤常用于什么病?”
“甘草泻心汤使用于较多的疾病,”汪阿姨说,“如肝炎、胃炎、肠炎、口腔溃疡;如失眠、癫痫、癔病、嗜睡、梦游病;如虹膜睫状体炎、结膜炎、巩膜炎、泪囊炎;如关节炎、风湿病、神经痛;子宫内膜炎、盆腔炎、阴道炎等。”
她一口气讲出了诸多病名,好几个病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汪阿姨,虹膜睫状体炎是什么病?”
“是眼科的疾病,”汪阿姨说,“这个病预后不好,如果使用甘草泻心汤的话,要用生甘草一两,还要加赤小豆一两与一些活血祛瘀的中药。赤小豆要浸湿,使它萌发出一点小芽,然后晒干。张简斋先生说:‘病人眼睛发红,但是红的地方不在结膜与角膜,在瞳仁的中间,与赤眼的斑鸠相似,所以仲景有目赤如鸠眼一语’。”
我随便一问,引出了汪阿姨的诸多话语。对于她的回答,当时我基本上没有理解,也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如实摘录不误。等到后来阅读《金匮》时,才发现汪阿姨讲的都是符合经旨的。特别是甘草泻心汤治疗有慢性腹泻的疑难病患者,这一个张简斋先生的心传之秘法,更使我在临床上左右逢源。
“有一个我哥哥的同事,”汪阿姨说,“是个矮矮胖胖的军需官员,满面红光,体重两百五十多斤。他是来要求张简斋先生帮他减肥的。还是我领他去的,那时候我还没有跟随张简斋先生侍诊。张简斋先生只问他一句话,他点点头以后,就给他开了一张半夏泻心汤,方中半夏的用量是一两。服药以后就有效,后来原方稍作加减,连服两个月,体重减少了三十斤,多年的慢性肠炎也随之治愈。”
“汪阿姨,张简斋先生问他一句什么话?”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我其实心里也有数,那一句问话一定是大便有否溏薄腹泻,只是为了核实一下才多问了一句。
张简斋的经验经过汪阿姨的转述,一直到我在临床上的有效应用,前前后后已有六十多年了。从临床明显的疗效中,可见方证相对应的方法简明可行。临床经验丰富的张简斋先生可以望而知之,举手取效;愚钝如我也可以通过“有是证,用是方”探索着一步一步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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